主题：【原创】历史残酷不容色戒 – 兼谈郑萍如与丁默邨 -- 萨苏

这种在两个阵营之间徘徊，被无端赋予大任的小女子无法存在，就是我说抗战时代无法容纳王佳芝的原因。

王佳芝的生活，在走进易先生的世界前没有寄托，痛苦而无奈，这是她随后能够发生一系列变化的基础，假如她不投入行动，大可继续这种难过的生活，所以，她的行动，是从旁观者转为参与者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过她并不后悔，因为她深深厌恶原来那种生活，再也不想那样过下去了。想象一下这个故事也完全可以颠倒过来，让王佳芝为了易先生的动员加入76号，深入重庆去刺杀国军将领，而后因为与对方的感情放弃掉行动，最后被戴笠捕杀，一样感人，这故事可以一样写。所以，在爱玲眼里，行动的对象是谁，大概没什么区别。

李安没有错，他的影片逻辑清晰，毫不生硬，因此，王佳芝才会珍重和易先生之间发生的那一点火花，越不值得，越显现了她对于这一点点温暖的追求。这是张爱玲的小说，乃至李安的电影感人的地方。

怎样形容王佳芝这之前的生活呢？

空虚，无聊，冷漠，象空气一样。

应该说，这种生活和今天很多人厌恶的生活是吻合的，所以会引起共鸣和感动。实际上，在冷漠的世间，我们有很多人真的可以为那一点点温柔付出一切。

然而，在抗战那个时候，中国人里边能够“享受”这种空虚难过但是安全宁静，几乎封闭在盒子里的生活的，能有几个呢？在王佳芝身上我依稀可以看到张爱玲的影子，但是张爱玲实在是那个时代的特例。

那个时候的上海滩是什么样子？军统在大街上对落单日军进行“无差别格杀”，丁默邨带人夜入租界中的中国银行（重庆背景）宿舍，当场抓105个男职员，3个女职员，不管三七二十一作为108将枪毙示威，那有如此多可以天天打麻将的和平时光？战争的悲哀不是落在丁默邨这样人的身上，而是因这些人而起。

上次在凤凰卫视作节目，节目前聊天的时候，日本的大学生说日本已经很少有人记得那场战争啦，你们中国人不一样。。。 邱先生问：那你是说中国人也应该忘记才对是吗？那个大学生绕了个弯，说这是环境不一样的原因。（我揣测她还是比较温和的，言下之意中国人从小受抗日教育，日本可没有作抗华教育，所以。。。）我接过来说，要中国人和日本人一样忘记不公平。那场战争，每一场战斗，都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中国的军队没有上日本打过一仗，没有在日本杀死哪怕一个人，所以日本人忘记得快一些我们可以理解，但中国人也忘的一样快就不正常了。

我们的生活和那个时代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我曾经对抗战期间中统军统的活动作过比较多的了解，并未见到可以作为王佳芝原型的例子。勉强多少有些类似的大概有一起，主角是男的，是吴庚恕到南京刺杀汪精卫时，试图通过一个汪伪职员向汪下毒，这个职员和吴有旧交，不过吴作得很无情，纯粹是威胁，很象色戒中“组织”对王佳芝的态度。结果这个职员在最后关头倒向了汪精卫，导致吴庚恕被捕，随即被杀（吴在76号还是很有骨气，是军统被捕人员中少数能熬得住李士群酷刑宁死不屈的），但这个案子一点儿也不浪漫。

还有一例可以相比这样略带扭曲的恋情，就是莫国康之恋陈公博。莫是北大文学院学生出身，纤细秀丽，但富有政治才华，曾是陈公博的学生。因为敬仰陈的才华疯狂地爱上了这个有妇之夫，并以终生不嫁的代价追随陈的左右。这种畸形之恋最后连陈公博的太太李丽庄也为之动容而默许。莫国康是陈的智囊，也是陈在汪伪政府中唯一的心腹，她对陈公博可谓鞠躬尽瘁，以一小女子之力和周佛海这样的老狐狸斗智斗勇，力图为陈公博建立自己的班底，且在陈各个关键决策中竭尽心智。莫国康和陈璧君不同，她对政治的欲望来自于陈公博，汪精卫每次打退堂鼓，陈必软硬兼施让他走上前台，陈公博每次走上前台，莫都有苦谏，说明她是个清醒的女子，但最终却随着陈公博一路走来，说起来，只是为了一个“情”字。

战后，陈亡命东瀛，莫始终追随左右。日方材料认为这个行动的总策划就是莫国康，因为陈在停战后贸然于南京镇压了军统特工周镐的地下军，形势对他非常不利，陈乃飞日本避开，但安排好接收事宜并留下信件给何应钦 -- 这个信件莫有意让传信的日本军部人员不急于交出，看风声而定。这样做法显然有到日本后敦促陈亡命，争取逃亡时间的目的，但陈到日本后最终的态度还是一死抵罪，原地待捕，莫的计划未能实行。

陈被捕后，面对揭发可以免罪的许诺，莫始终对陈无一字不利证词，其言语之犀利，逻辑之清晰，令法官也感到惋惜 -- 惋惜莫跟错了人。最终，莫被判十年徒刑。陈死后，莫即从公众眼中悄然消失，大有为之生，为之死的意味。

要说张爱玲，这一对儿倒真是够张爱玲的。

可见，那个时代不是容不下浪漫和模糊，不过，做人总要有一个底线。莫国康穿破了这个底线，她自己很清楚，曾经做诗自哀，但又毫无办法，陈公博穿破了这个底线，他只好说自己这一辈子对得起汪先生，汪精卫穿破了这个底线，他只好说“谅无后人续春秋”。

没有人要求每个人都是圣人，或许，所要求的仅仅是做人的一条底线，这底线或与王佳芝无关，但要说生于那时候的世界本不需要有底线，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没有这条底线，站在日军一方打中国人，和站在中国一方打日本鬼子，就没了区别，同为战争中人们抉择的悲哀而已，这对选择了奋起抵抗而不屈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公平的，甚至，是一种屈辱。

其实李安的电影引出了对郑萍如的重新回忆和纪念，我觉得是李安在影片之外所作的一件好事（影片本身是好作品，我看的走马观花，依然可以时时感到阮玲玉用香烟敲击烟盒时的震颤），其实李安演绎的完全是一个与郑萍如无关的故事（张爱玲却不能否认，她若写这个作品没有参考郑萍如事件才见了鬼）。

上次我说新版《敌后武工队》让汪霞马鸣谈恋爱荒唐，后来有朋友告诉我细节，才知道更荒唐，武工队中的人物都变了型，大熊掌李东山变成了土匪，刘太生成了白衣大侠，估计还会有人认为这才“真实”，因为原作中武工队都是八路军基层战斗骨干组成未免太“单一”了，而世界应该是复杂的。不幸历史上的敌后武工队正是八路军基层战斗骨干组成的，而且以此为特色，作者冯志本身就是一个武工队的队员！而且，作品的背景不是1937年，而是五一扫荡之后，经过几年八路军的根据地建设，以及日军的残酷扫荡，冀中哪儿来的如此高水平土匪和大侠呢？

是时，真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既然改造得如此离谱，您又何必保留《敌后武工队》冯志原著的空壳子呢？用它招揽观众吗？

我很佩服李安，也即欣赏他在电影上的执著和灵感，但不代表我完全接收他的所有 -- 我认为这种不同这是对李安的尊重。比如，李安的《色戒》中，充分体现的是所有人都在战争/暴行的漩涡里挣扎并受伤，这里面也包括“易先生”，颇有些评论者认为他对王佳芝第一次的施暴很值得同情，因为这代表了他人性崩溃边缘的爆发。这里我还是重复我的观点 -- 同在战争中，我可以同情西线无战事里面的士兵，但无法接受对于丁默邨辈的“人性化”处理 -- 他们固然受到战争和暴行的影响，但更不应该忘记的是 -- 他们才是战争和暴行的制造者他们本身就是人类中的异类，如果我们接受而不是认识这样异类的丑恶，我们有允许自己的底线去接近他们的危险。歌颂东条英机的《自尊》正是表现他身上的“人性”。

假如李安换个时代或者人物背景或许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