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李陵碑：也来说一说李家祖孙 -- 土生

[土生按] 在介绍李陵的出征前，有必要说明一下事情发生的三要素：时间，地点，人物。其中人物比较简单，史书上怎么称呼，咱们照着抄就是。时间中的年也好办，比如太初四年，咱们按公元前101年算，天汉元年，是前100年。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月份，比如“胡天八月即飞雪”。 塞外八月就下雪吗？如果以旧历算，那么是的。如果以现在用的公历算，有时候就不一定了。所以，当我们引用一些资料时所用的月份，常是按旧历算的。

此外，土生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地点，比如，“居延”是在哪里？当时汉军到达的“浚稽山”现今又是哪里？知道了大致的位置，对我们分析当时的情况会有很好的帮助。可惜土生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地图可以贴上来供大家参考。但土生会尽量将其中涉及到的地名的现在名称列出来，有兴趣的河友可以用现在的“内蒙古地图”和“蒙古地图”就可以复原古战场和当年的行军大致路线。当然，如果河里的热心高手如果肯进一步绘制地图并贴在这里，那就更好了。

李陵九月兵出居延。这“居延”在今天内蒙古阿拉善盟的额济纳左旗。在当地，有一个大湖，叫作嘎顺淖尔，这是蒙古名字，汉语名字叫居延海。即使现在，当地人们也称额济纳左旗“小杭州”，有“左旗的风光赛苏杭”之说。所以，如果有去过苏杭的但没有去过额济纳左旗的河友可以用苏杭的风光来想象一下那里是什么样的景色。从居延出兵，是因为武帝当初让李陵“使将丹杨、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 查看一下地图，就知道从练兵的酒泉、张掖出发，居延成为北上出边塞的合理出发点。

再说一下“九月”。九月对于关内来说，依然是绿树成荫；但对于塞北而言，却已是深秋初冬景色，北风渐起，百草已开始凋零，天尤其高远。这一切，在当时大汉五千男儿的眼中，是充满了悲凉的萧杀之气呢？还是有着“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的豪迈呢？土生看应该是后者。

李陵领五千自己亲自调教的步卒出塞，三十天后，北进千里，到达至浚稽山南龙勒水扎营（浚稽山为今阿尔泰山在蒙古国境内的余脉——额德伦格山，龙勒水为今日蒙古图音河），同时派麾下陈步乐回朝报告情况。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一

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

现在，时间已到十月。对于李陵的部队来说，九月是平静的，但十月，却注定是不平静的：他们遇到了匈奴刚刚得胜的王者之师：由单于且鞮侯所领的三万铁骑。且鞮侯于太初四年（前一O一年）为单于，苏武被扣是在天汉元年（前一OO年，说实话，当初是曲在汉方）。在遇到李陵前不久，他又刚刚搓败了李广利的三万骑兵，正是锋芒锐利之时。何况，初冬的塞北，正是马肥人欢之时。所以，当这得胜的三万王者之师遇到这区区五千汉朝步卒的时候，该会露出多么惬意的欢呼啊。就是面对的是五千骑兵，也完全可以出演一场饿虎扑羊的好戏。何况，这还是步兵。

大家都知道，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的强大突击力和机动性对于步兵来说是可怕的毁灭性力量。即使到了二十世纪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骑兵的突击力量依然可怕。大家也许知道红军西路军之败，其中，马家骑兵无疑已成为当时红军士兵挥之不去的恶梦。

土生曾见过百马（或千马？）奔腾的场景，并为之所震撼，所以，古人用万马奔腾来形容磅礴的气势。现在，李陵的五千步卒在遇到匈奴的王者之师的时候，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一

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值，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陈，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

土生每读到这里，就会在眼前浮现这五千壮士肃穆的结阵，面对漫山遍野，以排山倒海之势蜂拥而来而来的敌骑，安如泰山般铸立的情景。“虏。。。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

即使土生曾身在奔腾的马群旁体验大地震动的感觉，也实在难以想象万马奔腾会是如何。如果，再加数万人的呐喊声，以及漫山的刀光剑影，这又是何种景象？

无论如何，匈奴如潮水般来，又如潮水般溃退了。“汉军追击杀数千人。” 请再想象下依靠自己双足的汉军追击骑在四条腿马上的匈奴人的情景，一直以彪焊著称的匈奴人在他们大单于的眼前如惊涛拍在巨岩上一样的溃散了。于是

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馀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复斩首三千馀级。（《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一）

对于这一段，土生首先想说明的是即使匈奴是当时机动性最强的骑兵，这八万骑兵也不能招之即来，如果能在三两天内聚集，也是很不容易的。这一点，对于我们估计李陵和匈奴之间的战斗到底持续了多长时间，会有帮助，土生会在后面进一步说明。另外，土生一直对李陵所用的“车”比较感兴趣，不知道应该是什么样的，但应该灵巧而不笨重，身上有两处伤的士兵们还可以拉得动它，而且也应该易于在山地以及草原和半沙漠化草原上行驶。同时，这种车应该主要是负载物资给养，并且战时可以变成大营。

现在，是五千对十一万，而且是步兵对骑兵。由于骑兵所拥有的机动性，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投入战斗，也可以在任何时候脱离，同时，由于兵力相差悬殊，匈努也一定使用了车轮战法，“连站”（这好象也是一个人的名字），以尽可能拖垮汉军。可以看出，由于战况惨烈，汉军多有伤亡，但士气未有稍懈。这种同仇敌忾，坚如磐石的气概，我们不能不将之归因于主将李陵的调教。

在这样的激战中，军队转进方向抉择至关重要，主帅李陵为自己的军队选择了一个最有前途和想象力的方向：

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

我们前面说过李陵北出居延千里，进入浚稽山与单于匈奴主力激战后，那么其战略转进的方向应该是什么呢？由于土生已给出居延和浚稽山现今的位置，有兴趣的河友可以看出当时的选择不外有二：

其一，直接沿来路南归；其二，取道东南，向朔方郡，五原郡方向靠拢。这两者的路途远近差不多，但后者却有着埋伏着一个巨大的可能性：如果在朔方郡，五原郡的守军能主动出击， 则可以形成对匈奴的夹击之势，不但可以解自身之困，而且可能重创匈奴主力。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让土生再简单补充些关于在当时阴山南麓的河套平原上汉军情况。

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大将卫青由云中（今托克托县境内）出发，大破匈奴军，尽复河南地。于是“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其时谋臣主父堰即奏请汉武帝屯垦徙民戍边，其奏折称：“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阻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武帝遂于匈奴故地置朔方（今磴口县境内）、五原（今乌拉特前旗境内）、西河（今杭锦旗境内）、云中、上郡（今内蒙古乌审旗、鄂托克旗东段及部分陕北地区）五郡，设61县，并移民垦殖。当年就募民徙朔方十万口。汉代重要关塞均有军屯，如鸡鹿塞（今内蒙古磴口县西北）所在的窳浑县一带亦拓地垦殖，用屯田以济费。公元前119年“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山东水灾，民多饥乏，徙贫民于关以西，以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今鄂尔多斯南及银川平原等地），七十余万口”。此后又数次发谪戍屯于边。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到李陵出兵的天汉二年（前99年），大汉朝已在河套平原上经营了近30年，正如主父堰所说，河套地区已成为已经成为“广中国，灭胡之本也”的大汉朝前出基地。并且，需要强调的是，在天汉元年（前100年），即李陵出兵的前一年，武帝“发谪戍屯五原”，进一步加强了这里的力量。

从上面的陈述，我们可以遥想李陵“引兵东南，循故龙城道行四五日”，直奔当时的朔方（今磴口县境内）、五原（今乌拉特前旗境内）的原因和期待。李陵在与强敌鏖战的时候，并没有失去半点方寸，而是“引”兵东南，这是在构筑一个巨大的希望和机会；并且，他并没有在广褒的大漠上随意行进，而是沿着故道在走，“循故龙城道行”：这样，当然将自己的行军路线和方向暴露在匈奴人的面前，但在这种步卒对骑兵的情况下，所谓的行军路线也无什么机密可言。另一方面，循故道而行，关于这里战况，就有可能最快地传递到汉军大营，并且，如有援军北上，也不至于迷失方向，可以迅速形成夹击之势。所以，在那个没有无线通讯的时代（如果有河友觉得此句为废话，想砸板砖就砸吧），李陵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将自己的行军路线暴露在了敌人和自己大本营面前。

无论如何，这五千“力扼虎，射命中”的汉子不但正创造着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而且也正在为大汉朝创造着一个巨大的机会。现在，对于这场惨烈的鏖战，最终鹿死谁手的关键之匙其实已经落在了对阵双方的最高首脑的手中：大汉天子刘彻，与匈奴大单于且鞮侯。其结局如何，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