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报刊文摘】高岗秘书谈高岗 -- 温相

首先，我认为，毛主席谈高岗事件，不必引用外国人的话，因为从１９５３年夏季到１９５５年，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多次谈到高岗的问题。

　　我这里只就何文中明显与实际不符之处谈几点意见。

　　１，关于捷沃西安（何文译为捷沃相）访华的情况及高岗为什么要去东北。

　　何文引用了毛主席的话：“高岗在捷沃西安访华时想出一切办法到东北去，虽然中央是要李富春去的。”“事实上，高岗不仅与捷沃西安会面了，而且尤金也在场。”并说“在途中，高岗与我们谈了两次话。”

　　我要说明的是：

　　首先，在那个时期高岗曾不止一次作为中方代表去苏联，他与苏联人接触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奇怪的，完全没有必要故意寻找机会去接触苏联人。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中旬，苏联派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来华，目的是参加鞍山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竣工投产典礼。这是当时苏联援华的标志性项目，双方都很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岗作为国家副主席、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主管工业工作的负责人，无论从职位上，或是从工作性质与工作范围上来看，陪捷沃西安去鞍山，都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记得在１２月１７日上午，高岗与计委的两位副主席李富春、贾拓夫在计委办公室商量由谁陪同苏联客人去鞍山的问题时，他们三人都想去，争议了好久。按理说，李富春去比较合适，高岗不一定非去不可。最后还是李富春、贾拓夫让了步。后来才知道，高岗坚持要去东北，的确另有原因，但那不是想和苏联人接触，而主要是因为，一是由于他在毛主席面前为饶濑石说话而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二是在毛主席离开北京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已成定局。因此，他想借此机会去沈阳向东北局的同志打招呼，消除一些过去对少奇不利的影响。

　　第二，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５日一早，高岗按照原定计划陪同捷沃西安去鞍山。当天下午３点到达鞍山。同行的有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翻译李越然、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马洪和高岗的秘书赵家梁等。一路上我没有看到尤金。

　　在高岗的专用车厢里，除警卫、随员和高岗自己的卧室外，还设有一个较大的会客室兼作餐厅，因此他的一切活动都在这节专用车厢里。当天上午在车上，捷沃西安在伍修权和李越然的陪同下来到高岗的会客室。他们谈话时，马洪和我都在场，我没有看到尤金，也没听到高岗谈论有关中共中央的情况。关于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多次有人来找我调查，我当时就如实写了证词。

　　其实，捷沃西安是苏联主管工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不是苏共中央的领导人。高岗即使真的有什么话，也不可能向他说，更别说什么政治上的机密。再说，当时在车上，不仅是高岗与捷沃西安两人和翻译，还有我们三个人在场。高岗怎敢当着这些人的面说什么出格的话？更何况，当时高岗已经知道自己的处境十分不妙，正忙于想去沈阳“擦屁股”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再去找苏联人惹麻烦！

　　第三，正因为如此，１２月２６日举行过庆典活动之后，高岗便急急忙忙赶到沈阳，于２８日召开东北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加强党内团结的指示，一改往日对刘少奇的态度，强调刘少奇在历史上的功绩和在党内的重要作用，要求大家拥护刘少奇在毛主席外出休养期间主持中央的工作；同时，也要求东北全党团结在以林枫为核心的东北局周围，搞好工作。

　　显然，他是在做补救工作，但为时已晚。他从沈阳回京以后，就不再上班，开始准备反省检查。至此，他给东北局打招呼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也没心思再继续“接触”苏联客人。１９５４年１月初，一天半夜１２点，周总理亲自给马洪打电话，说明天捷沃西安和尤金要去上海，你立即转告高岗，请他送他们上飞机，一定要去，这是中央的决定。

　　２，１９５４年１月４日毛主席在杭州召见尤金和捷沃西安时的谈话。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

　　首先，尤金和捷沃西安是应召去杭州，而不是负命去杭州。也就是说，他们并非是为了向毛主席“通报苏联情况（处决贝利亚）”而去见毛主席的。其实，早在１９５３年６月中旬，苏共中央已经正式向我党中央通报了关于贝利亚事件的情况。那是财经会议召开（６月１３日）之前（不是何文所说的７月７日），我党中央接到苏共中央的急电，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位负责人去莫斯科，有紧急事情通报，没有说明是什么事情。经过酝酿讨论，中共中央决定派高岗前往，陪同前往的有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和翻译师哲。党中央、毛主席作出这样的安排是很有意思的。对苏共方面来说，派去了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两个同志，令人感到高岗是代表中共中央、毛主席前去的，是够隆重够规格的。可是另一方面来说，毛主席让自己的秘书和翻译陪同高岗前去，可以更好地了解高岗在苏的活动和苏共的意图，这至少是一种谨慎而警惕的措施。高岗很快就回来向中央汇报了关于贝利亚事件紧急通报的详细情况，并交上了有关的文件。这件事也成为财经会议期间一件引人瞩目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高岗当时的确有一种异常心态，他在临上飞机前，私下对妻子说：“这次去苏联，我担心有人要害我。万一出什么事，你要把孩子照顾好。”至于他为什么会在备受毛主席器重的时候产生这种不祥之感，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毛主席与捷沃西安和尤金的谈话内容。我认为，最直接而确切的叙述莫过于当时的翻译师哲先生的回忆。在这里引用于下：

　　１９５４年元旦刚过，毛泽东便邀请苏联客人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到杭州见面。

　　１月４日，见面后稍事寒暄，对若干问题作了一般了解后，便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党内和我们国内的一些情况。

　　毛主席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毛用手指着我），楚就是我们湖南（毛用手指着他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样？还要等等看。”

　　其实毛主席所说的陕西是指高岗，但他没有明讲。捷沃西安和尤金似懂非懂地听完谈话后，回到自己的寓所，两人坐在一起嘀咕了整整一个下午和晚上，十分神秘，不让我听到，对我态度都变了，因为他们误解为是我要打倒毛主席。……不仅他们，就连我当时也是在五里云雾之中，什么也不清楚。

　　３，高岗与贝利亚有关？

　　何文引用了１９５５年３月毛主席与尤金的谈话，其中两处使用了“可能”二字。这说明，无论高岗“与贝利亚之间有阴谋”也好，乃至“通过贝利亚与英国人有联系”也好，都是毛主席的猜测和臆断。

　　其实，“高岗里通外国”的罪名至今广为流传，其由来是有人在中央高干座谈会上揭发说，在东北时期，高岗“与一个洋人单独谈了三天三夜”，引起与会者哗然。

　　事实并非如此。

　　那是在１９４７年与１９４８年之交，苏联的一个名叫卡瓦列夫的军事情报员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找刘亚楼索取“关于东北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和增长的估计”等材料。当时刘亚楼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参谋长，卡瓦列夫与刘亚楼有过工作上的联系。可是刘亚楼不在，便要找当时主持司令部工作的副司令员高岗。高岗让秘书刘家栋将其介绍给作战参谋处处长尹达接谈。在整个过程中，高岗根本没有和卡瓦列夫见面，哪来“谈了三天三夜”？更何况他不懂俄语，又怎能单独密谈呢？

　　１９５３年６月，贝利亚事件发生后，苏共领导人把一份资料交给中共中央代表，并说：“这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情报，就是贝利亚干的坏事！”

　　当时去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紧急通报的中共中央代表不是别人，正是高岗，翻译就是毛主席的翻译师哲。高岗回国后即把文件和资料交给党中央，并如实作了汇报。如果他真的心里有鬼，怎敢将材料全部交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