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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未被起诉的人 ──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 -- george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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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未被起诉的人 ──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

许 寅 :未被起诉的人 ──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

陈励耘何许人也?

原空五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是也。1971年“913”林

彪事件不久即被捕。最大罪名是“阴谋暗害毛主席”。此罪传达到全国各地,几乎

人人“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其名甚至远扬海外──巴黎某博物馆陈列中国文化大

革命“十五名巨恶大憨”中,此公居然名列第十四。被捕之后,即杳无音讯。前不

久,忽得消息“此公无恙”,目前已安居浙江嘉善,苦度晚年。记者原本好事,嘉

善又近在咫尺,于是于1988年11月15日来到嘉善,到陈府作不速之客。

下车伊始,直奔嘉善县民政局──来此何干?因据了解:陈励耘居嘉善,非党、非军、

非政、非群(群众团体),而归民政 局“照顾”。直奔民政局者,首先了解三条:一、

陈励耘是否判刑“保外执行”之类,二、陈励耘是否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

三、如果享有公民权,记者见见,可不可以。

县民政局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记者,并且明确表示:一、陈励耘从未判刑(这是“重

要新闻”,二、他享有完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三、接见不接见记者,由他

本人决定。

上午10时30分,记者带著老大好奇.敲了陈家的大门。进门,只见─老人,身高一

米七六上下,腰板笔挺,身材魁梧,“国”字脸堂,两道浓眉,一对大眼,高鼻阔

口,虽然年近七旬,仍然虎虎有生气。正手拿火钳,在侍候煤球炉子。─见我进门,

就说“ 已经快二年没有同你们记者打交道了!”

因为时近中午,末便多谈,记者说明来意,再来畅谈一番,陈欣然同意。

罪行一条

下午12时30分再去,气氛就相当轻松。记者先要求看看军事检察院的决定书。他很

快取出原件,让记者照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免予起诉决定书

[82]军检免字第10号

被告人陈励耘,男,现年63岁,四川省成都市人,汉族,高中文化程度,1938年

3月入伍,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五军政委。因参与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于1971年9月20日隔离审查,1980年7月29日逮捕,现在

押。

被告人陈励耘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侦查终结,于1981年6月13日

移送本院,提请起诉。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陈励耘犯有以下罪行:

1971年3月31日晚至4月1日,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林立果根据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

《“571工程”纪要》,在“准备阶段”建立“指挥班子”的“实施要点”,召集

《纪要》中确定的指挥班子成员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原政委江腾蛟、空军第四军

政委王维国以及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在上海岳阳路原少年科技站秘密开

会。会前,□林立果派林彪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于新野专程去杭州接陈励耘。陈在

于新野陪同下,于3月31日晚赶到上海参加了会议。会上,林立果指定陈励耘为 杭

州的“头”,陈励耘接受了委派。

以上罪行,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供认不讳。

被告人陈励耘积极追随林彪,参予林彪的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触犯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已构成参加反革命罪。鉴于未发现被告人陈励耘参加

“上海会议”后有新的犯罪活动,罪行较轻。根据《刑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决定

免于起诉。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七日内向本院申诉。

检察长 于克法

1982年3月lO日

“你看了这份起诉书,有没有上诉?”记者问。

陈回答得很干脆:“用得着上诉吗?我已经关了十多年。再上诉,再审理,什么时候

出得来?”

记者知道他"腹外有话",但既系第一次见面,彼此知之不深。一上来便谈“敏感性

问题”,恐怕难以吐露衷曲。于是,先把话题绕开:“请你先谈谈历史”。 两人一

问一答,花了近两个小时,才把他的一部历史谈完。

陈励耘,成都人,1919年生,70岁.1935年17岁,就学于成都天府中学时,即受中

共地下党组织教育,参加革命活动,曾多次同当时四川省委书记车耀先同志见面。

1937年8月,入抗大。l 938年7月入党。毕业后,一直在部队工作,任空五军的政委。

从陈励耘的历史可以看出:一、陈励耘参加革命后,一直受到党的信用;二、因战

功升迁,是个典型的"台阶式干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历史上同林彪毫无关系。

同林彪见面仅一分钟

“从历史看,你同林彪毫无关系。后来又怎么同林彪认识的?”记者开始“不知不觉”

引入正题。

陈励耘回答得很有趣:“怎么认识的?天晓得?我同他只见过一次面,见面时间不到

一分钟。1969年4月,我被总理提名为九届候补中央委员。当年冬天,我去北京。忽

然接到通知,林副主席要召见我,我不敢怠慢,当即赶到林彪家里。叶群便领我到

他会客室门口,我只看见他坐在沙发上,叶群上去同他讲了几句。他抬起头来朝我

们看。我连忙敬礼,恭恭敬敬说:“问林副主席好”他只回答三个字:“好,好,

好”三个字 。

刚讲完,叶群就说:“让首长休息吧”便领我到她自己办公室,引我看了一场日本

电影──大约是《啊,海军》。看电影之前,与叶群、林立果照了一次像。林立果

一言不发。叶群忽然说“□你的唱子戴得太底了”'说著帮我整了整帽子。这一张像,

到了审查我的时候,居然被当成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叶群帮陈励耘整冠、内中有

什么奥妙。

“林彪行宫”(704工程)之谜,你那次进京,又为的是什么?”“这倒同林彪有关系。

就是去向中央汇报浙江省革委会为林 彪造房子的事情。”

这一问一答,记者顺水推舟,即请他详细谈谈“林彪行官”之谜、他回答得非常详

细:

“1969年初,江腾蛟到空五军来,我去看他。先谈了一通浙江形势大好,他忽然说:

‘我有个想法:你们给林副主席修─'幢房子,怎么样?’我说:‘警卫处有很多房

子,拣一幢改一下,不 就行了。’他笑著说:‘哪个要住修改的房子阿,’见他这

个样子,我就说:‘我不能作主,考虑考虑吧。’讲到这里,我就告辞。一想,此

事有点难办。第一,我知道江腾蛟这个人不好惹。他原是高敬亭的部下;,后来告

发高敬亭叛变立了大功(高被害,纯属冤案,现已

平反──笔者注)。第二,他同林彪关系特殊。突然提出这个问题,是否得之林彪本

人暗示?考虑及此,我就不敢自作主张,向南萍、熊应堂提出此事,─同商量。熊是

个大炮,马上说:‘当然可以嘛。’南萍也说:‘可以。’我却觉得不大踏实,因

为弄不清是不是林本人的意思,所以就说:‘这不是小事情,要向中央报告。’”

“到了当年夏天,毛主席到杭州来。汪东兴、张耀祠同来。我同南萍、熊应堂商量

后,由南萍向汪东兴请示:‘我们想给林副主席修幢房子,可以不可以?’(没讲是

江腾蛟先提出来的)汪说:可以嘛。现在可以给林副主席修了。汪又说:‘那就一定

要修好。设计─定要搞好。设计图纸给我看一看。’然后,汪、张二人还向我们讲

了林彪生活特点:怕晒太阳,怕风,好在房子里散步等等,还要我们注意‘防空高

标准’。”

“过了两天,”陈励耘继续说,“我和张耀祠搞了张草图,给汪东兴看了。汪说了

八个字──实用,安全,朴素,大方,基本肯定。看完草图,我和南萍、熊应堂陪

了汪、张二人到三台山看了地点。我和南、熊所以选这为个地方.主要考虑它比较

安全,离空军疗养院又比较近。汪张二人也都认为可以。我们就要浙江省建筑学院

副院长,带了五个设计人员,住进警卫处设计。我问南、熊:‘工程由谁管?’南萍

说:‘警卫处归你管,你管算了嘛。’我就答应了。”

“设计进展很快,到1969年9月即已竣工。开始估价2000万元,后来涨到3000万元,

到1970年夏竟说要4200万元。我 急了,关照:你们不能再涨了,只能这个数了”

“1969年冬天,你到北京,同林彪见面一分钟,大概算是对你搞这个工程的嘉奖吧?”

“大概是吧。”陈并不讳言,“我那次去,正是为了向军委办事组报告工程设计经

过。不知是谁告诉了叶群,她就安排了这次不到一分钟的见面。”

“第二年10月,工程开工了。据了解:原来准备选在4月12日这天开工,以纪念1927年

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因筹备不及,才延到10月。1970年7月,毛主席再到杭州,

汪东兴和张耀祠部亲自看过设计图、沙盘模型,还作了些修改,说明这一 工程,一

开头就是由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批准,最后设计也是他亲自审定的。

直到今天,浙江宾馆(即原来的“704工程”)的导游人员在介绍时,还在说这是‘林

彪死党为他们的主子效忠的产物’,实在冤枉得很。 ”

卷进两位主席之争

1970年秋天,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讨论新宪法。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问

题,两位主席──毛泽东和林彪进行了─次生死大搏斗。结果,林彪惨败.跨出了

走向“温都尔汗”的第一步。陈励耘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听

了林彪的讲话,读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张与 《炮打司令部》有异曲同工之

妙的大字报,还认真学习、讨论、研究过一番。然而,可怜而又可笑,直到垂头丧

气下庐山,他还不知道两位“统帅”之间有任何不和,《我的一点意见》矛头只是

指向那个“天才理论家”陈伯达而已。 下面就请听听陈励耘谈谈自己在这场风暴

中的经历吧:

“这年夏天,主席在杭州住了三个月,直到9月才上庐山。 二中全会开会前夕,我

和南萍、熊应堂也一起上了庐山。在此之前,有个重要插曲:空五军宣传处长徐曙,

应江腾蛟之邀,到北京写文章。徐带了个江腾蛟的口信回来:‘二中

全会要召开了,林副主席可能有个重要讲话,请陈政委注意一下。’又说:‘张春

桥是反林副主席的。这次可能要点这个事情。’”

“上了庐山以后,林彪有没有派人向你打过招呼呢?”记者问道。

“林彪当然不会派人向我打招呼。倒是林立果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来得还

挺神秘:在林彪讲话前夜,忽然有人给我打个电话,劈头就说:‘我是军委办事组

秘书,姓肖,肖秘书,住在空军疗养院。’我一听声音,楞了,分明是林立果嘛。

接下去就问:‘你在山上同那个姓张的接触过没有?’我说:‘没有。’他又说:

‘你不要接触了,这个人有问题。明天上午林副主席在大会上有个讲话,你注意听

吧。’接了这个电话,我只管一个人纳闷:林副主席同张春桥到底闹什么矛盾,因

为知道南萍同张春桥比较好,我就没有敢把林立果的电话告诉他。”

“第二天,我怀著紧张的心情,听林彪讲话。他没有点张春桥的名,只是说有些人

企图反对毛主席,怎么样,怎么样。我因为听过林立果的电话,知道指的是谁。回

住所的路上,南萍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可能是有所指的。’我只含糊答应:

‘是有所指的’。”

“林彪讲话以后,等于开水烧锅,你又怎么样参加讨论呢?”记者急于想了解其中的

秘密。

陈励耘回忆得很详细:“第二天,我们去参加华东大组会。组长是许世友,副组长

是杨得志,韩先楚、王洪文、张春桥、徐景贤、王展、陈云、方毅、程世清、周赤

萍(福州军区政委)、韦祖珍(福州军区空军政委)、彭冲、南萍、熊应堂和我,都属

于华东大组。”

“华东大组开会,本来一开始就要讨论林彪讲话,可是王洪文、徐景贤却说:‘陈

云为什么在山下不来开会!应当要他来。’那时候陈云同志身体很不好,到了九江,

怕山上空气稀薄,没有上山。我们知道这个情况,都不同意。他们却非要陈云同志

来开会不可。第一天会就没有开起来。第二天,陈云同志果然被逼上来了,坐在旁

边气急得很。那天我大概是第四或第五个发言者。前面几个泛泛而谈。我一上来就

慷慨激昂:‘林副主席讲话是有所指的。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

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有些人还反对军队干部,整我

们军队干部……’我愈讲愈激愤,许世友坐在 我面前,还没等我讲完,就回过头来

说:老陈,你讲得对!我同意你的意见。最后我说:‘这些人应该站出来说说清楚’

这一来,会上火药气很浓。别人都不吭声。”

“张春桥呢?王洪文、徐景贤他们呢?”

陈答:“他不动声色,只是一个劲地记我们的讲话。王洪文他的面孔板起,也一声

不响。休息时,杨得志问我:‘老陈,你讲的有人,到底是谁?’我答:‘什么人反

对毛主席就指谁。’晚饭后,我到韦祖珍房里去玩,韩先楚也来了,问我:‘老陈,

你到底在讲谁?’我反问:‘你看我讲谁?我不是说过嘛,谁反对毛主席就讲谁。’

韩不响,走了。韩一走,韦祖珍拉我散步,说:‘老陈,你说得对,张春桥算老几,

他有什么资格?是他反对毛主席!”

可以想象:那时候的陈励耘是踌躇满志的。自以为得到了来自“无产阶级最高司令

部”的信息,□拿得很准,既出了自己的宿气。又"紧跟了林副主席"。谁知道风云

突变:没有几天,毛主席贴出了《我的一点意见》这张大字报,揪出了“天才理论

家”陈伯达,林彪一伙落荒而逃。

我们的老兵们怎么样了呢?陈励耘接着谈了庐山会议后几天的情况:“《我的一点意

见》发表后,张春桥他们神气活现。华东大组在讨论的时候,我只好检讨。那个会

总理、江青都来了。我还没讲完,张春桥指著我的鼻子说:‘你整我、我根本不在

乎。’江青也来凑热闹,插话:‘你不听主席的话,就听陈伯达的话!’这时候。程

世清出来为我抱不平:‘这个会议是党的会议。党员有意见,应该在党的会议上讲。

如果有话不能在党的会议上讲,不让他在党的会议上把话讲完,以后谁还敢在党的

会议上讲话,应该让人家把话讲完。’程一讲,总理也冲著江青说:‘你让陈励耘

同志把话讲完。’我就顺势下台、说‘总理我没有什么话讲了。’”

听到这里.记者少不得追问一句:“在讨论《我的一点意见》的时候,你确实不知

道这是针对林彪的?确实不知道是两个主席的斗争?”

陈励耘回答得很干脆:“我确实不知道。”

“许世友呢?”

“他也肯定不知道。反正我们这些当兵的都不知道。方毅同志他们是否知道我不清

楚。他们纹丝不动。”

成了“浙江的‘头’”

讲到这里,已近黄昏。一看时间不早,还要当晚赶回上海,记者便单刀直入,问及

要害:“军事检察院指控你的主要罪行,是参加林立果召集的‘上海会议’,会上

林立果指定你为杭州的‘头’,你‘接受了这个指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谈这个问题,陈摇摇头,长叹一口气,先说了一句:“真讲不清楚!”接著详细叙

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当时极为有名的“上海会议”(也即“三国四方会议”)的

经过:

“庐山会议以后,自己感到压力很大,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但是仍旧一点没有想到

两个主席之间会有什么矛盾。到1971年春天,身体不好,就住进了453空军医院。3月

28日下午,我的秘书王明寇来告诉我: ‘'于新野来了,要来看看你。’我说:

‘请他来吧。’于当时是空军总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他 一见我就说:上次

我来有一件事:江政委(腾蛟)在上海,想请你到上海去玩玩。后来又说:林副部长

也在,都希望你去。好久不见了,大家谈谈。我实在不想去,有个指导思想:二中

全会沾了一身屎,不想再同这些人打交道了。就推说生病,去不了。到3点,于新野

又来了,说:政委该走了吧。他们都在等你。当时已经快下午五点了.我就带了王

明寇,同于新野坐了张金富开的车,开往上海。到了阎行附近一条原来空军用的公

路上,老远看到一堆人站在那里。驶近一看,竟是这样一些人:王维国夫妻两个,

空司作战部长鲁岷的老婆武虹桥,还有于的秘书和两个处长。一看见我,热情得不

得了。王维国还说:‘我们是特

地来接你的。’说著就拉我上了他的车,一直开到了原岳阳路少年科技站。在餐厅

用完晚饭后,有人来说,林立果、江腾蛟都来了。王随即领我上楼。江腾蛟、林立

果两个人在扶梯口接我。大家在二楼会客室里坐下,江腾蛟先讲:‘老陈,我们简

直把你想死了,你怎么现在才来?’我说:‘我生病,来 一 次也难。’然后又说

了些闲话,根本没有人说开会的事。”

“再扯, 我就讲了‘704工程’情况,说:‘这房子明年可基本完工,林副主席什

么时候去住都可以。’林立果说:‘陈政委,谢谢你。你们浙江办了这么件事情。

本来林副主席在无锡有一幢房子,但是不能住,这是个黑窝。 意思是说这房子归上

海警卫处管,是张春桥手下。接著,又问了许多房子的事情,设备、备战坑道、指

挥所等方面的情况,都问了。”

“还谈了些什么?”记者听不出名堂,总认为不能这么简单。

“后来又谈了备战问题。我就讲了飞机改装问题。还说:‘报废的炮改装后可以防

空,可以平射,效果很好,我们已改装了─门。’接著,我又吹了一通我们空五军

为应付敌人空降、机降,研究了几个方案.组织了战备营等等。扯了一阵子,有人

扯到了二中全会。我说:‘我压力很大,日子不好过。’林立果说,‘现在军队的

日子不好过,黄总长(黄永胜)他们日子也不好过。’我说:‘我无非讲了张春桥几

句,现在跑不掉了。’林立果说: ‘ 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我接过

林的话说:‘现在主席还健在,江青、张春桥要想

这样搞也不敢。’林又说:‘将来主席百年之后,就是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来接班。’

这时, 江腾蛟一拍大腿说:‘ 就是夺权也轮不到他们,还有林副主席呢!’林立

果说:‘夺权有两种形式,一是武装形式,一是和平形式,我们采取的是和平形式。’

我对他们突然冒出这些话感到吃惊,就不敢再说什么时间过得很快,快近一点了。

江腾蛟忽然提出:‘是不是把周建平找来?’到近二点,周建平来了。周一到,江腾

蛟说;‘南空党代会’事不是要谈一谈吗?我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周建平就讲

了南空党代会筹备情况。”

“快分手了,江腾蛟忽然又讲了一句:‘今天我们开“三国四方会议”。’我不懂,

忙问:‘什么“三国四方会议”?’他说: ‘'周是南空,你是五军,王是四军,我

们(指他和林立果)也是一方嘛。’大家听了也不作声。”

这时林立果又说:大家就扯到这里了。周副司令来了,就负责南京吧。王政委就负

责上海,陈政委就负责杭州吧。还有你们的老政委(指江腾蛟),他是总负责的。我

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还以为讲的是同上海张春桥斗争的问题,根本没想到其

他,所以没吭声。周建平和王维国也没有任何表示。

“从头到底,就没有一个人说两个主席有矛盾?”记者追问

“没有。绝对没有。”

“也没有人提到‘571工程’?”

“没有!绝对没有”

“你也一点没有想到他们是在阴谋反对毛主席?”

“没有。绝对没有。”

“林立果要你负责杭州,你也没想想负什么责?”

“根本没有想。那时候已经凌晨三点多钟,累得要死回来,还想这个干什么呢?”

“你既不想,也不问。回来也没有想到应该向中央报告?”“没有,要命就要命在这

里罗。”

“我怎么会谋害毛主席?”

住谈到“三国四方会议”的时候,陈励耘还带点懊丧情绪。可是一听到记者问起:

“你谋害毛主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时,他可立喊起来了:“我怎么会谋害毛主席?

这真是天大的冤枉。”但是,当年逮捕他以后,我们听到的传达中,陈励耘作为

“林彪死党”的最严重罪行,是1971年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时阴谋谋害毛主席,有

根有据,内容非常具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且听他本人慢慢道来:

“1971年毛主席巡视南方,到了杭州,在专列上找我和南 萍、熊应堂谈话。讲了掺

沙子、挖墙脚等等。其中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林副主席要保。听了这句话.

我才清楚─些,林副主席犯了错误,没犯错误,何必保?但是,还

不敢想两个主席之间有矛盾,也没有想到林彪在二中会全上讲话有错误。谈话最后,

毛主席说:‘我打算在你们这里休息几天,你们欢迎不欢迎?’我就说:我们一切都

难备好了,请主席下去休息。他 说,‘你们欢迎,我就去吧。’就这样,主席在汪

庄住了一个星期。谈话第二天下午,汪东兴要我找南、熊二人一起,回忆主席在列

车上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后来南萍把它整理出来了,这个事也就完了。现在回

想这件事,汪东兴好像受命启发我揭发林彪的意思。

可是我实在糊里糊涂,根本没有想到要揭发林彪,也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东西可以揭

发的。我只是老老实实向毛主席检讨:我在二中全会华东大组上的讲话是错误的。

主席说,‘这没有什么,错了改了就好了。’”

“这样面对面讲林副主席的错误,你还没有意识到毛主席要整林彪?”记者忍不住再

问一问。

“那里敢这么想呢?主席讲得根清楚:林副主席要保嘛。住了一个星期,主席要走,

我去送行。”陈终于谈到了要害问题,“专列就停在杭州火车站。站上一只大钟下

面有一个入口处,就是主席进站的地方,汽车由此开进站台。主席自己带一个警卫

连走在前面,我派一个警卫排跟在后面,准备接应。主席下午三点从汪庄出发,我

和汪东兴、张耀祠一起,接他上车。然后,我坐引导车,走在最前面,车上有我的

秘书王明寇,还有个警卫干事孙世臣。”

陈说:“我是有一支枪,但这支枪没有带在身边,而是放在包内,留在车上。关于

警卫中央首长带不带枪的问题,我专门请示过汪东兴──大约是1969年,浙江省革

委会指定我负责抓警卫处的工作。我记得解放初期中央有个规定:部队人员进北京

不能带枪。因为知道这个规定,所以我专门请示了一下。汪东兴说:警卫人员嘛,

当然要带枪。意思还有点怪我多事,连这也要请示。从此,在毛主席周围的我们警

卫处人员都带枪。”

“引导车引导主席车队进一号门(在贵宾室旁边一点),我先进月台, 关照警卫处副

处长王英杰把主席座车一直引到车厢门口,我在门口送主席。主席上车时,

我上前同主席握手。主席很亲切地同我握手。主席上车后,汪东兴、张耀祠还站在

车厢门下月台上。汪招呼我过去,问:老陈,还有什么事吗?我们要走了。我上去同

他们握手,祝他们一路平安。他们上车,我看车子平安开走了,松了一口气。总而

言之,没有一点不正常。有人竟说我企图带枪接近毛主席,当时还紧张得面孔发白,

手发抖,幸亏汪东兴发现,把我的手抓住。又说我布置警卫处的人,在红房子顶上

安了机关枪。真不知是哪个的胡思乱想。”

“还传说你准备用飞机轰炸主席的专列,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事就更莫名其妙了。我们空五军原有伊尔一l 0歼击机五六十架,老得一塌糊涂。

为了备战,决定改装,加强火力。改了装,效果比较好。二十八师师长先向军部报

告,军部作战处有关人员又向我报告。我就说:‘飞到览桥来,让我们看看吧。’

─看不错,就准备从二十八、十九两师各调─个团到览桥。居然有人把这个部署,

说成是为了轰炸主席的专列。”

所谓“谋害毛主席”从头到底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上海被捕

林彪“9.13”自我爆炸,由于严密封锁,陈励耘开始毫无所知。自从同毛主席谈话

以后,他心里反倒踏实下来。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副“手铐”在等着他。

他的被捕,是蛮有点戏剧性的。

“1971年9月19日,我回军部看了一下有没有事情。9月20日下午回警卫处,处理主

席走后的遗留事项。忽然接到南萍来电:‘中央有个文件到了上海。只有一份,省

里不发,要我和你到上海去看。’到了上海锦江饭店,有人专门到一个剧场门 口。

王洪文的秘书宣布:随行人员,都不要进内,到别的地方休息。接著王秀珍出来领

我们进去。在座的有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说:‘中央有个文件,陈励

耘同志你看一下。□我看大吃一惊.原来就是林彪出事的那个文件。但是我一点也

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出什么问题,因为自己思想上确实没有想到同林彪会有什么牵连,

看了以后,王洪文突然宣布:现在中央命令:要逮捕你!这不是我的命令,是中央的

命令。”

记者急问:“中央什么人命令?是不是有毛主席命令?”

“不知道是谁的命令。王洪文没有让我看这个命令。”陈接著往下说:“我一听自

然有点紧张,我当时说,是主席的命令我 服从。 这时早已埋伏在两边的南京军区

的四个人,走出来要把我带定。这时我定了定神,站起来,说:‘走吧’。这时听

到王洪文在后面说:‘你们注意一下,他身体不好!’”

“把你押到哪里?”

“押到剧场后面一个小地下室,到下半夜,喊我起来,押上一辆卡车,一直开到南

京军区通讯兵学校。他们把我关在一间小房间里,外边有警卫看守,每星期可以洗

一个澡,关了两个多月,大约12月初,押到北京。”

“两个月审查些什么?”

“主持审查的是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吴大姓,还有一个保 卫部长。专门管我的,是

保卫部的一个保卫科长。每次到临时法庭受审。我实在不知道该交代些什么。他们

就启发:上海黑会,改枪改炮,战备等等。我都尽自己所知讲了。”

“但是,他们总说我不老实,向我施加压力,一定要我承认参加了一个什么“计划”

(实际上就是571工程)。我被逼得没办法,就顺了他们的启发,编了个假供.谁知他

们一看就不相信。审了几次,搞不出名堂。许世友来看我了,先说:‘你身体好不

好?身体要注意。一部 《封神榜》六十四回,回回要交代明白。’说完,又讲了我

一些好话。看他的样子,好像也弄不清我是个什么问题。在南京搞了两个月,搞不

下去了,就把我送到了北京,交给中央直接审查了。”

进了秦城监狱

陈励耘被押到北京.先交北京卫戍区看管。第二年二三月间,纪登奎找他谈话。纪

说:“鲁岷已经交待了,要到你那里去驾驶飞机轰炸毛主席的专列。你能说得清楚

吗?”陈励耘反复说明并无此事。后来,有一位同志找陈问:“这个会议(指“上海

会议”)开了,你们都表示同意。”陈答:“没有什么同意。”他

又说:“你就写吧,写了对你有好处。”

“你写了没有呢?”记者问。

“我就照样写了。”

看来,当时根据掌握的材料,陈励耘的问题已经基本清楚了─一同“571工程”没有

牵连,谋害毛主席也没有证据,所以想对“上海会议”的问题做个结论了。审查应

该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到第二年4月,陈被转到北京西郊东南亚学生疗养院,靠近北京军区,也就是被京军

区看管了。

“大概住了五年。1976年‘四人帮’粉碎以后,我们都怀著 很大的希望。那时已重

新发还我们领章、帽徽,生活也很优待。谁知这一年12月的一天,北京军区的一位

保卫科长忽然把我找去,‘跟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我跟他上了小汽车,进了秦城

监狱,先到办公室,有人向我宣布:华国锋主席命令,把你逮捕关押。说完.就有

人重新把我的领章、帽徽摘去,再送进牢房。”

出了秦城监狱以后

在秦城监狱住了五年,到1981年9月,陈励耘脑血管硬化症状明显,老是晕倒,便把

他送进复兴医院高级犯人病房。又住了半年,军事检察院才派了两个干部到医院.

向他宣读了那张《免予起诉决定书》。第二天.南京空军司令部干部部的一个干部

接他出院。医院指定一个医生陪同,把他送上软席卧铺。─直来到南京,再转到安

徽巢湖温泉疗养院继续治疗。

在十年监狱生涯中,不准接见家属,也不准通信。分别时,他和妻子都只五十来岁,

等到老俩口重见,却已经“白发萧萧三干人…了”。见面后悲喜交集、 ─致感谢

11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 才使他们一家有重新团圆之日。治好病后,组织征求他的

意见:把家安在哪里?他要求安在浙江,因为四个子女都在浙江嘛。到浙江哪里呢?杭

州,陈有自知之明,知道进不去,退而求其次,嘉兴吧。可人家不欢迎。再退而求

其次,要求到嘉善,嘉善县各方面对他都很照顾,特地请县公安局专门把房子腾出

来,让他们一家住。又把他们的大女儿, 一位小儿科医生,调到嘉善照顾他们生活

(现在因照顾夫妻分居,已调大松汇照相机,每星期来探望一次)。对于嘉善有关部

门,特别是民政局的照顾,他们确实非常感激。

“这几年生活过得怎么样?”

陈苦笑:“关于我的待遇问题,专门发了一个文件:政治待遇照一般干部,生活待

遇是每月一百五十元。1982年这个数过得可以。这两年就有点紧张了。”

“党内给你做了什么结论?”记者免不了一问。

“没有做结论:既不宣布党内处分,也不让恢复组织生活,只是挂在那里。待遇苦

一点不在话下,最痛苦的是“一个共 产党员、就这样糊里糊涂离开了组织。”

谈到这里,他又指指老伴;“还有她!我参加过‘上海会议’,被林立果指定为杭州

的头,自己不加拒绝,犯了法。她算犯什么法?关了她那么多年,到今天也不给个结

论,实在很令人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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