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胡侃海抡】关于国共抗战协作分工的问题 -- 煮酒正熟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寇借口演习，强占我芦沟桥，夺取我宛平县，以截断我南北的交通，企图将我华北惟一重镇的旧都北平完全置于日寇控制之下。我们知道这个事件的发展，不仅是中国的存亡问题，亦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且知道日寇处心积虑谋我之亟，和平已不是轻易可以求得，不能不认为中国已到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更知道最后关头一到，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而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亦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我们确定了全面抗战的国策，而抗战一经发动，就只有贯彻到底。

　　在中国历史上面，民族战争，先例不少。然而此次的抗战，规模之广，牺牲之大，工作的艰难，关系的重大，五千年来，实无伦比。抗战的性质，尤与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民族战争有所不同。要知道这次抗战，不但是国民革命必有必至的阶段，且将使国民革命随抗战的胜利而成功，将使民族的解放与国家的建设，毕其功于此役。故在抗战初期，中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即确定抗战与建国并行的方针，而其条目订定于抗战建国纲领。这个纲领，通过于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复为国民参政会所接受，实为我全国国民，皆当共循。举其要义不外四点：在国际的外交方面，我们要本于独立自主的精神，联合世界上反侵略的国家，共同奋斗，以消灭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世界为和平人类所能共存的世界。在国内的政治方面，我们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为宪政实施的准备，并在宪政实施以前，组织国民参政机关，以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的意志，以利我国策之推行。在国民经济方面，我们要实行计划经济，以期国防民生相与合一，共同发展，改造中国为坚强的民族国防体。在文化思想方面，我们要发扬固有的道德，提高科学的知识，挽救颓风，使其日就于笃实，启迪民智，使其日趋于精密。由此可知抗战建国纲领实为三民主义的原则与国民革命的方略的结晶。故五年以来，虽国内外的形势，历多次的变迁，而纲领的条目，仍可以一贯无间。只要我全国国民同心协力，实践笃行，抗战胜利与建国成功，必如所期，毫无疑义。

　　自七七以后，全国上下在不变的国策之下，人心振作，民意集中。社会的风习，政治的气象，莫不丕然焕发。而其影响之所及，在国内不战论者或潜形而默息，或露骨为奸宄而屏弃于人寰。而催战论者亦无所用其浮嚣。民族精神，随抗战的发展而蹈厉。民族意识，受抗战的洗炼而纯一。因此而军政的整饰，军令的统一，有空前的进步。中央政令的推行，地方行政的规划，亦能渐收运用灵敏的实效。且因此而生产的计划化，企业的社会化，亦有长足的进步，民生主义的经济得以树立根基。同时思想的分裂。言论的纷歧，亦泯灭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认识之中。于是抗战之初，国内各社团各党派，即一致宣言，拥护政府，共赴国难。而中国共产党之宣言，并确切申述四项诺言：「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取销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销苏维埃政府，以期全国统一；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辖，待命出动，担任抗战前线的责任。」当时中正发表谈话，以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总理曾说明三民主义为救国主义，即希望全国国民一致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斗。不幸北伐告成之后，十年以来，一般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不能真诚一致的信仰，对民族危机亦无深刻之认识，致使革命建国之过程，遭受无穷的阻碍，国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饱受牺牲，遂令外侮日深，国家乃日趋危殆。惟在此期间，中央政府仍本其一贯的统一御侮政策，忍辱负重，无日不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为前提。而国人昔之怀疑三民主义者，亦均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异见而共趋一。保证国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意义，咸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总之，中国共产党此次发表的宣言，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的例证。由此可以证明惟有三民主义为汇萃我整个民族意识的思想，更可以证明中国国民党为代表我全体国民的要求，和各阶级国民的利益而组织，为革命的惟一政党。任何思想离开了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所以抗战的最高指挥原则，惟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我们可以说：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即任何党派，任何力量，离开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决不能有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这一点显明的事实，是应该为全国国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所彻底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