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被现实击垮的知识分子 -- 同人于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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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一席談

文 揚

凡勃倫是近年來興起的「鹿原海岸學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該學派著重於在世界歷史的宏觀背景下考察中國問題。值此「六四事件」十八週年紀念之際，凡勃倫接受了一次記者訪談。以下是他與記者關於「六四事件」的一段對話：

（一）

記：今天是「六四事件」或者叫做「八九民運」十八週年紀念，關於這個一直爭論不休的歷史事件，您有什麼特別的看法嗎？

凡：一個事件被稱為「歷史事件」，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含義：第一、它是歷史上發生的一個重大事件，任何想要記錄或回顧歷史的人都不可能對它避而不提，這是一種「記錄的」歷史上的意義，猶如對歷史局部的「素描」。第二、它的發生引起了人們對這個事件之前一系列歷史事件的重大反思，並從事件系列中發現了以前沒有發現的內在聯繫，從而促使人們產生一些新的思想觀念將歷史中一些宏大的脈絡勾勒出來，這是「反思的」歷史上的意義，如同對歷史畫卷的「寫意」。第三、它的發生大大改變了這個事件之後的歷史面貌，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從這個事件之後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進程，這是「發展的」歷史上的意義，就好像是對歷史篇章的「開創」。

總的來說，「六四事件」具備了全部上述三個方面的意義，因此我一直認為它是當代中國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二）

記：您的看法很籠統，這個歷史觀點對於我們今天重新評判這個事件有什麼指導意義嗎？

凡：我想要強調的是：儘管已經過去十八年了，但在這三個方面，人們都還沒有梳理清楚。

首先，在「記錄的」歷史方面，官方和民間各有一些第一手的資料，但還沒有實現合併整理，甚至還繼續發生著原始資料的毀壞和自然流失。因此可以說，直到現在，連完整研究這個歷史事件的基本條件都不具備。

在「反思的」歷史方面，很遺憾，整個中國思想界嚴重缺乏思想觀念的創新能力，而沒有清晰有力的新思想，不大可能對極為複雜的中國近現代歷史進行宏觀的歸納與總結。

最後，就「發展的」歷史而言，我必須承認，近二十多年來，中國人在這個方面表現出來一種令人驚歎的特質。完全不同於西方一些民族，比如日耳曼人或俄羅斯人，中國人常常可以在缺乏理論甚至完全沒有理論的情況下表現出他們強大的「實踐理性」。實際上，從一個觀察者的角度看，中國人正在非常堅定地實踐著某種東西，而這種東西卻沒有被中國的理論家們整理出來，無論是官方的還是民間的，包括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理論家們，都普遍處於一種「失語」狀態。對於重大的現象，這些理論家沒有給出很好的解釋，對於歷史進程的演進，他們也沒有很好的描述，更談不上預測。

（三）

記：如果說反思歷史事件，包括對其進行重新評價，對於把握現在和將來是必不可少的，那麼您所描述的這種理論缺失是否意味著中國目前的實踐是盲目的甚至是危險的呢？

凡：這是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從1989年到現在，中國明顯地完成了一個大轉型，這個大轉型在很多方面都是歷史上空前的。2007年的中國與1989年的中國完全不同，而且是性質上的不同，當今中國已是一個資產階級專政國家了，對外，它接受了世界上幾個主要的資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國際結盟邀請，相互成為了「利益相關者」，對內，它實現了資本與權力的緊密聯合，並正在逐步完善資產階級專政的各種現代統治手段。而這個大轉變卻是在一個曾經非常徹底、非常激進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基礎上開始的，並且是由一個名義上的無產階級政黨在一黨專制的統治下和平地、漸進地、借助經濟的高速增長自然完成的。如果僅從政治路線上看，這個轉型是一個十足的「U

turn」，是180度大掉頭。

但是，這個難度極大的大轉型卻完全缺乏豐厚的思想資源和成熟的理論指引，這是個奇跡，我不知道西方國家的政治史上是否有過這樣的先例。

以英國17世紀資產階級革命為例，當時一方面發生了激烈的政治動盪，包括處死國王、宗教清洗、克倫威爾獨裁、議會的解散和復辟、多年的內戰以及黑暗的愛爾蘭戰爭，另一方面也出現了思想界的大動盪，約翰.洛克、托馬斯.霍布斯、大衛.休謨等思想巨匠都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在議會與王黨的長期鬥爭中，各種政治理論之間的公開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也可以說，在那個特殊的時期，英國的政治思想觀念史和政治制度變革史是密不可分的一體。但在今天的中國，卻完全沒有類似的情形，我們只看到一次靜悄悄的、潛移默化的但卻是非常成功的資產階級革命，就好像他們完全知道應該怎麼做一樣。

（四）

記：在名義上，中國仍是一個共產黨國家，官方的正統理論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但在實際上已經完全南轅北轍了，可見當政者一直就在進行著「打左燈向右轉」式的政治操作。是否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即最高決策層對於中國目前的轉型具有完全的知解力，甚至包括「資產階級專政」這樣的政治意識，也具有清醒的歷史自覺，只是出於轉型操作的考慮，才採取這種暗渡陳倉的方式的呢？

凡：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目前的政治路線仍是鄧小平路線的繼續，江澤民和胡錦濤都是鄧生前選定的領袖，目的在於要確保他所啟動的大轉型在連續幾任領袖任期內堅定地完成下去。憑鄧小平的政治智慧，做出這樣一個特殊的大設計是完全可能的。設身處地想一下，如果鄧小平在掌權之後就已經在內心抱定了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逐步建立資產階級專政這樣一個目標，在當時中國的形勢下，他恐怕也只能選擇這種只做不說或者叫反做正說的方式。如果不是這樣，如果他貿然公開他的政治理念，直接宣佈中國改變政體和國家性質，中國必然陷入內亂、內戰甚至分裂。畢竟，毛澤東的統治時間太長了，整個國家都是嚴重的畸形，包括人民的思想。

（五）

記：但流行的解釋卻不是這樣。一般認為，鄧的核心目的只是確保共產黨不倒台，維持一黨獨裁，所有改革開放的措施無非是圍繞這個目的的輔助手段。

凡：我注意到這是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普遍持有的觀點。從表面上看，近二十年來所有的轉型操作都是在一黨獨裁之下通過共產黨的政策改變逐步完成的，所以到底是一黨獨裁服務於轉型操作，還是轉型操作服務於一黨獨裁，不太容易辨別出來。但是，如果意識到這個政治路線大轉彎的完全徹底性，可以說，即使是以共產黨獨裁統治為目的，共產黨本身也已經在這個過程中異化變質了。自胡錦濤提出「和諧社會」的口號之後，他所領導的共產黨與毛澤東的共產黨兩者之間就成了完全對立的兩個政黨，從政治光譜上看，是左右兩個極端，從政治路線上看，是正反兩個方向。

（六）

記：如果的確如您所判斷，或者說所猜測的，近二十年來，共產黨最高決策層是在進行著一個難度很大且意義深遠的轉型操作，在改變了國家性質的同時也改變了共產黨自身的性質，那麼「六四事件」在這個過程起到了一個什麼樣的歷史作用呢？如果它沒有體現出「反思的」歷史的意義，它是否在「發展的」歷史中起到了作用呢？

凡：在「六四事件」發生之初，我也被鄧小平不惜動用國家暴力處理這個事件的做法震驚了，但是隨著歷史進程的發展，當這個大轉型的全部意義一點一點顯露出來之後，我開始為這個轉型的設計者和操作者的意志、決心和魄力所震驚。

將整個國家比喻成一艘巨輪，中國這艘巨輪在鄧小平掌舵之後開始轉向，從「改革開放」這個口號開始，到胡錦濤的「和諧社會」這個口號，二十幾年時間，終於完成了一個180度大掉頭。這不是靠常規的操作所能完成的，因為外面有海洋上的大風浪，內部有船體狀況的大隱患，駕駛室裡的舵手們之間還有圍繞控制權的激烈鬥爭，非常複雜。很多觀察者缺乏對大國政治複雜性的瞭解，因此無法得出正確的認識。

基於這樣一個理解，「六四事件」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來定位：

第一、在最高決策層，這是一個關於鄧小平所內定的大轉型能否順利進行下去的問題。那時，轉型剛剛開始，陣痛剛剛產生，又正值國際上的前共產主義陣營大瓦解，如果鄧小平的威權被「六四事件」所削弱，政府屈服，民間各種政治勢力順勢而起，局面就很難控制了。我相信，鄧小平當時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這個認識直接導致了他的「鐵腕」式處理方式。

第二、在中共黨內，這是一個關於共產黨能否從一個過於政治化、激進化、理想主義化的左翼黨轉變為一個專注於經濟問題的、務實的、以公共政策為導向的右翼黨的問題。「六四事件」之後，這個政黨的異化變質過程也大規模加速了，今天的共產黨官員很大一部分是經濟專家，包括從歐美留學回國的專家，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第三、在民間社會，這是一個關於國民再改造的問題。這個問題被很多觀察家所忽略了。嚴格講，經過了毛澤東的長期統治，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的民眾普遍被改造成了一種「政治人」，這是一種與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完全格格不入的人格類型—-凡事都不是從自我的功利算計出發，而是從超乎自我的政治概念出發，表現為：言語混亂，行為扭曲，不懂經濟為何物，一遇政治就發狂。

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八九民運」是中國民眾的正當民主要求、是在被壓迫太久了之後的正常反抗。這只是片面的一方面，只要充分瞭解「文革」的人士，都會明白「文革病」和「政治人」病的根深蒂固。嚴格講，在「政治人」民眾中興起的民主運動與在「經濟人」民眾中興起的民主運動其性質完全不同。只要詳細考察一下西方長達數百年之久的民主運動歷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上述三個角度基本上可以作為一個為「六四事件」定位的坐標系。

（七）

記：這聽起來很像是替中國政府辯護的一套理論。但無論如何，當時的政府是動用坦克車和機槍屠殺了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這一點，在任何一個基於道義基礎和法治基礎的現代國家中都是無法獲得辯護的。

凡：「鹿原海岸學派」基本上是一個歷史主義的學派。在很多問題上，為了得出一個歷史事件的「反思的」和「發展的」歷史意義，為現在和未來路向選擇提供更為豐厚的思想資源，暫時擱置道德判斷是一個必需的學術條件。儘管這個做法部分地喪失了知識分子的道德優勢，但卻為理性的長驅直入鋪平了道路。這是自17世紀大衛.休謨以來西方思想界的一個重要共識。但我很遺憾地看到，中國的學者普遍缺乏這個認識，他們習慣於受激情所驅動，沒有自己的理性立場，結果是或者委身於政府，或者委身於民眾，兩者都是可悲的。

就目前而言，理性在中國政府一邊，激情在反政府一邊，所以我的分析結論接近於政府的實踐立場，這不過是個偶然。假如是毛澤東時代，那個時期的中國政府激情遠大於理性，空想遠多於務實，而反對派則保持了相當程度的清醒和理性，對那個歷史時期的分析，就不大可能得出為政府辯護的結論來。

（八）

記：您對於處理這個悲劇事件的後遺症有什麼建議嗎？政府有可能在這個問題上重新表態嗎？

凡：如果我的上述分析是對的，那麼，當前的中國政府是把「六四事件」當作取得今日成就所不得不支付的一個代價了。

從歷史的比較中看，一個穩定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建立，沒有不付出代價的，英國歷史上的資產階級革命曾經很慘烈，那時所引發的問題，如北愛爾蘭問題，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解決。

重要的是，代價已經付出了，包括無辜的生命的損失和政府的道義基礎、合法性基礎的損失，這已經無法挽回了。真正負責的和理性的態度是盡可能讓這個代價所換來的成就最大化。

對於政府來說，是如何從制度建設上著手避免類似悲劇重演的問題。對於思想界來說，是如何從「反思的」歷史研究中生發出新思想、整理出新理論的問題。對於反政府勢力來說，是如何在最前沿的領域甚至超前的領域與政府之間形成互動博弈的問題。

從目前情況看，政府就這個問題重新表態沒什麼現實意義，因為當前政府仍然是一個沒有理論的政府，重新表態所憑借的理論根據是什麼呢？即使政府表示道歉，所承認的這部分錯誤源於那一部分政治理論呢？否定了這一部分理論之後，所接受的新理論又是什麼呢？

顯然，這個困境並不僅僅是政府一方面造成的，思想界和反政府派都要承擔一定責任。十八年了，一直在聲討控訴和蠻不講理中死纏爛打，毫無出路。

中國思想界不能自外於政府和民眾，沒有自己的前沿探索，缺乏強大的創新力量，是造成「六四事件」悲劇之後又一個正在形成的新悲劇—-代價白白付出的悲劇—-的最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