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毛泽东与蒋介石--蒋介石派密使宋宜山到大陆摸底 zt -- 宁子
蒋介石派密使宋宜山到大陆摸底,看了宋的报告大为恼火:刚半个月就被赤化了… …
一九五七年是蒋介石七十岁生日的年头。
在一九五六年,经过好几个月的努力,他出版了《苏俄在中国―――蒋中正七十概述》一书,连英文版也于一九五六年底在美国出版了。据担任该书英文版译者的沈剑虹说,这本书出的是晚了一些,如果是在一九四九年国民党丢失大陆之后问世,当时美国正在为“是谁丢失了中国”这一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辩,该书可能有多一点的读者。但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这段时间,西方读者对这个问题兴趣已经减退。
这本书出版,了却了蒋介石一桩心事。然后,他断断续续在台湾岛上作了一些巡视。经过这几年的艰辛,台湾的局势总算是稳住了,利用朝鲜战争带来的一段喘息期间,改组了国民党和行政机构,美国经济援助也恢复了,政府着力开发经济资源,更重要的是实施了土地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民族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已经不是“坐以待毙、风雨飘摇”的局面了。
大陆那边去年春天,托章士钊老人捎到香港转给他的信件,不是叫他投降,也不像以前称他为“头号战争罪犯”,开展的是和平统一攻势。周恩来也不断在公开场合讲话,呼吁搞国共第三次合作。他从这些事感到,台湾的现实局面,已经不得不使毛泽东冷静地正视。
因而,对从大陆捎来给他的信,没有立即回绝,也没有马上答复,事关重大,他不能不反复考虑。
这封信是为解决台湾问题写来的。中共方面提出了台湾与大陆统一的具体办法:(1)除了外交统一于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2)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3)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4)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的结尾还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据说,蒋介石将这封信反复看了许多遍,每逢再看了,都要独自沉思,不许人打扰。
他终于决定派人到大陆去进行试探性接触。为了留有后路,将来进退自如,他考虑从海外选派人去。为此,他约了在香港负责国民党宣传工作的许孝炎来谈话。
一九五七年初的一天,许孝炎如约来到台北市郊的阳明山总统官邸。
蒋介石对许孝炎说了大陆来信的始末,“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平去走一趟,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从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你考虑一下,提出两三个人选来,香港或是南洋的,都可以。”
许孝炎当时经过斟酌,提出了三个人选,请蒋介石圈定一人。这三人是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和立法委员宋宜山。许孝炎说:“这三个都是立法院的,是中央民意机构的代表,身分比较灵活。”
蒋介石听了说:“这三个人都可以,都还靠得住。宋宜山是宋希濂的兄长,据说宋希濂给共产党关在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可以说是去那里探亲,还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 宋宜山从香港经广州乘火车来到北京,特地带了大衣、围巾,准备穿得严严实实的。他一下火车到站台上,晴天,无风,暖和;在站台上迎接他的唐生明,接过他手上的大衣,说:“宜山兄竟然全副武装,害怕给冻坏了!”
“北……”宋宜山尽管事先有所准备,还差一点将北京按国民党老习惯说成北平,“北京的气候想不到也有了变化。”
宋宜山和唐生明是比较熟的。大家都是湖南老乡,在国民党南京政权时代就认识。前几年,在香港也曾在湖南同乡会的活动中常见面,只是交往不深而已。宋宜山在接受任务时,已被告之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将从旁联络,协助对话。
当许孝炎来找他时,说是蒋介石给的任务,他就同意了。童冠贤拒绝接受这一使命。陈克文表示愿意接受。最后许孝炎将宋、陈两人报给蒋介石圈定。蒋介石选中了他。他感到这是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他是蒋介石的学生,自从南京中央党校毕业后,被蒋介石选派往英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中央党部工作,曾出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的关键职务,担任过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大陆撤退后,他留在香港,仍挂着台湾方面立法委员的头衔。他觉得自己是受过蒋介石栽培的人,现在是报效的时候。他自己也抱着回大陆看一看的好奇心理,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唐生明陪他到新侨饭店,安顿住下后,告诉他说:“这两天,周恩来总理要请你吃一顿饭。至于具体的问题,则由统战部的部长李维汉先生出面跟你商谈。李部长亦是湖南老乡。 ”
宋宜山望着唐生明,欲言又止,终于开了口:“生明兄,我想问一句老乡的话,我难得来一次,我探望我胞弟希濂,不会有困难吧?”
唐生明说:“我看不成问题。”
宋宜山半信半疑:“是吗?”
唐生明说:“你不是说来探亲的吗?共产党让你来探亲,怎么会不给见面呢?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跟周恩来提出来。”
宋宜山在饭店里休息了两天,不敢轻易出门,等着与周恩来见面。
第三天,唐生明陪同他来到北京有名的东兴楼饭庄用膳。周恩来见了他,并对他来北京表示欢迎。
周恩来对宋宜山说:“宋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今年该是你希濂老弟过五十岁的生日。”
宋宜山手拍额头:“哟,周先生记忆力真好。你不提起,连我这个当兄长的都想不起。 ”
周恩来说:“希濂兄是黄埔一期嘛!他跟你们的湖南老乡陈赓一起在长沙应考合格后,绕了一大弯,经武汉、上海来到广州的。抗战时期,他在大别山和滇西通惠桥,重创日军,立下了卓著战功,人民都不会忘记的。”
宋宜山听了十分感动:“周先生,我想……”
周恩来接口说:“五十岁是人生的大日子,你来看他正是时候。”
宋宜山受了触动:“感谢周先生关心。”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总的来说,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抗战胜利在重庆谈判的时候,蒋先生说过,大革命的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我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的。具体的问题,李维汉先生跟你商谈。”
由于宋宜山只是奉命来了解共产党方面对于台湾问题及国共合作的意图,没有带来台湾当局的具体意见。中共方面由李维汉等向宋宜山提出下列几点:
1、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2、台湾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3、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
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不容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宋宜山在北京过得很愉快。
他不仅与中共的代表进行了商谈,还去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访了胞弟宋希濂。宋希濂告诉他,有希望说他们不久就可以特赦出来了。
主人还让唐生明等陪同他参观了石景山钢铁厂、四季青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游览了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当时,反右斗争尚未展开,大陆正广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加上号召和平统一祖国,经济建设热气腾腾,整个政治气氛和社会面貌,显得很有生气和活力,给宋宜山以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印象。
宋宜山在北京停留了两个礼拜,于五月间回到香港。他根据此次大陆之行的印象,如实地写了一份约有一万五千多字的书面报告。根据他对蒋介石的了解,估计蒋看了报告不会有高兴的结果,但他觉得还是直言禀报为好,不然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他将报告交许孝炎转呈蒋介石。这份报告,记述了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详情,记录了中共的提议,还叙述了自己沿途及在北京的各种见闻,把共产党治理下的新中国写得很有一番新气象。他还在报告中说,我以为,中共意图尚属诚恳,应当响应。大陆从工厂到农村,所到之处,但见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民众安居乐业,与中共鱼水相依。以前提的“反共复国”,似已无望。 报告送到台北,蒋介石一看叫自己成为地方自治区便火冒三丈,越看就越生气。据说不等看完,就把报告往桌上一摔,说:“他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好,半个月就被赤化了!”吩咐许孝炎:告诉宋宜山,不必回台湾了,就留在香港算了,以免影响他人。将立法委员的薪饷每月寄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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