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反革命罪，以及其他 -- 一个历史

首先站在我党的立场上，国民党军官统统有罪，这是毫无疑问的，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解放战士，他们在被俘後加入PLA作战？请不要忘了，我党还有一条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所以对那些认罪态度较好的，思想觉悟较高的同志，就从宽了，甚至还有部分人参加革命斗争，享受到共产主义者的特权，而对仵这样觉悟较低的同志，则按乙级战争罪，“反革命罪”论处。

应该说在建国初期，我党就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言论思想单细胞化，不允许有与政权阶层不同的声音，“反革命罪”就是在这种思想下的产物，其精神是造反有理，革命一定正确。确实在建国初期，我党革命策略相比国民党具有积极意义，于是随着红色浪潮的滚滚而来，这种单细胞的生活方式得到一而再再而三的推广，进而遍及华夏大地，成为红极一时的思想狂潮。在这种宗教式的狂热思想指引下，人们的思想开始被改造，即使是最顽固的旧传统的拥护者，也抵抗不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潮水般的颜色革命思想的进攻，是以仵在审讯室，在狱中，在热情澎湃、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同志的思想教育后，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后，诚恳的忏悔“我出卖了我的朋友”是非常自然的。

这种革命时代的符号性语言，并不能证明仵的人品问题，它只是当事人在特定时期的特定认识罢了。

然而从五十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从新审视过去所发生的事件，我们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变化，比如一个思想异己者应不应该被判为政治犯，一个因思想异己而发生的行为异己，应不应该被判罪，在这些问题上价值取向是否还需要和又红又专时代保持一致，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关于雷麦少校，你并没有说明他是被按照什么罪行被审判的？我想不太可能是反革命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