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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一 -- 电子赵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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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八

1928年,随着蒋介石重开北伐,半路上遭遇日本出兵,酿成济南惨案。此后随日本加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政策,各界反日浪潮高涨,再不曾低落。如果以现在所谓的理性冷静角度观察,有些部分难以理解。例如共产党领导,受苏联支持的东北抗联前身的一些共产党小股武装,1930年下半年以后逐渐活跃。抗日同时也打击东北的工商界“资产阶级”,为东北工商界人士厌恶,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这些“共匪”后台为日本。考虑到“共匪”同奉系等作战时已经时有靠近中苏边界的根据被击破,同苏联的来往证据被缴获,这实为不可思议的观点。奉系对此采取了利用,顺势进行反日宣传,以此为口实加强政治经济上对日本事实上的限制。日本胡搅蛮缠的能力,有可能利用各种借口加强对中国的侵略,奉系不得不加以防范,也是此“冤案”的重要原因。而根本原因,当然在于中日矛盾的激化。

无论内政外交,南京奉系之间的互不信任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例如南京对英美作出一定妥协的同时,对奉系的对日苏外交指示时而强硬,时而妥协,但基本上都同奉系自己的主张不一致。1930年11月南京批准了葫芦岛港口的建造计划后,12月13日电告张学良将拨款八千万元用以建设三条配套的铁路线。考虑到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这实为巨款,张学良并不相信中央能够有如此能力。但是面对中日关系恶化和日本可能的侵略,东北显然首当其冲,这一点上无论南京奉系都有相同认识。1931年3月,张学良终于同意国民党在东北各省市设立支部,国民党公开活动,反日运动变得更加积极。随着南方政坛巨变,南京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再度有妥协迹象。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引发全民抗日浪潮。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9月20日,共产党发出党团联名檄文,虽然认为九一八事变为日本对苏战争准备,要求东北共产党组织游击战予以坚决抗击;9月22日,在上海召开反日大会,提议组织抗日救国会;26日,提议组织市民义勇军;9月22日北平也有学生组织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明确反对通过国际联盟进行调解,要求立即抗战。国民党方面的行动,奉系以防止事变扩大为由下令不抵抗;9月19日王正廷外交部长对日本提出抗议,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作事变报告,张继吴铁城等对广东发表一致救国通电;蒋介石中止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9月21日返回南京,基本确定首先向国际联盟申诉等外交原则,施肇基宋子文等立刻着手进行;2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强调回避同日军冲突,寄托国际联盟,强化团结,沉着冷静等等;23日,国民党为此设立了“特殊外交委员会”。10月12日在“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发表了如下讲话:

“我相信在这个时候,国联总会一定会主持公道,为了东亚的和平以及世界和平,不会容忍日本一国的破坏行为。......现在我们应该从根本上避免战争,以及一旦陷入战争状态,沉着自重,不要凭一时血气。......我们为了和平的奋斗遭受国难,也必须拥护国际公法。”

根本上南京方面也没有立刻对日开战的意图,而寄希望与基于外交努力达成日本撤军。而列强对此的态度最初相当冷漠。“逃课”那边有所提及,

【原创】太平洋战争前日美关系简介 一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前

可能有朋友无法“逃课”,将其中相关部分引用如下,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向国联申诉,中日双方唇枪舌剑之后国联于9月30日做出决议案,对于日军撤军没有作任何实质性规定;一向被认为是反映英国政府态度的《泰晤士报》10月26日发表社论,表示满洲是“没有秩序的僻壤”,九一八事变是“正邪五五开”;同一天《纽约时报》也报道“对于中国的挑战态度,英国十分了解日本的苦衷”。对于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当时世界上基本上分为美国,英德法,苏联,其他各国四种意见。英国的态度,在最初对日本“非常友好”,美国有所顾虑,苏联当然是强烈反对。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战火延伸到上海后,同东北不同上海涉及各国利益。一二八抗战爆发时英国在华投资80%集中于上海,美国也超过一半,英美等国态度随之转变。同样是《泰晤士报》在2月3日发表文章,谴责日本行为;英国政府也通过驻日大使对日本表示抗议;美国于2月13日命令在夏威夷演习的舰队留驻夏威夷,作为对日本的示威;1931年11月21日国联就决定派遣人员进行实地调查(李顿调查团),终于于1932年2月3日从欧洲出发,途径纽约于2月29日到达东京,3月14日到达上海,26日到达南京,4月9日到达北平,4月20日才真正进入东北进行调查。无论从出发的时间还是调查的路线都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调查团虽然是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组建,实际上对涉及英美利益的上海之兴趣超过东北。

这里谈一点我对一二八抗战的看法。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抗战实际上可以看作此后抗日战争乃至太平洋战争的一个缩影。当日本的侵略行为没有触及到英美在华,在亚太根本利益时,英美对此至少是不会采取实质行动去激化同日本的矛盾。一旦触及到,立刻翻脸。蒋介石在一二八抗战中的表现也非常有看点。我个人从来不排除一二八抗战是蒋介石为了促使英美和日本对抗,导致局势有利于中国而首先发动的可能性,无论从抗日的正义性还是作为策略本身都并非不可以接受。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1932年2月29日李顿调查团到达东京(还没有来华)的同一天,日军增援部队第十一师团主力到达上海(3月1日开始登陆),蒋介石即对十九路军下达停火命令,并且断绝支援。日本已经在2月20日发起攻击,简单停火毫无希望。此后3月2日,日军再度发起总攻,十九路军无法继续抵抗日军而败退,命运已经注定。日军则一直追击到己方主张的地段才停火。蒋介石抗日之不坚决,也可见一斑。当然,至少在促使英美在中日纷争中采取有利于中国立场这一点上,蒋介石部分达到了目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的八一三抗战,我非常怀疑是他重施故技,至少有引起英美重视支持之目的。遗憾的是英美对日态度根本上是基于自己的利益,不会为了中国而同日本简单翻脸。蒋介石借助英美进行抗日的打算,所取得的成功也注定是相当有限的。国联此后基于李顿调查团而做成的决议,一方面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吞中国东北的举动有所谴责,一方面又缺少有力的实际措施进行干预,考虑到各国利益纠纷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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