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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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骑兵团(五)

刘春雷的第一匹战马名叫“公鸡”(原本是想叫“狂风”的)。它其实是匹牝马,起这么个怪名字是因为这匹马有个习惯,每当天亮公鸡打鸣的时候,它也爱跟着嘶叫,好象自己也是公鸡似的。所以,遇到清早出任务的时候,大刘总得时不时地拉几下马嚼子,怕它乱叫唤暴露了目标。这匹战马在42年反“铁壁合围”时牺牲了,为纪念无言的战友,刘春雷以后的战马也都叫做“公鸡”。

战马“公鸡”也立过战功。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以后、回师华北,使其在华北的兵力达到11个师团另9个混成旅团,并逐渐把军事重点转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抗日军民。11月,日军对冀南进行了残酷的“四路大扫荡”。就在反扫荡斗争的紧张时刻,军区指挥部的电池不够用了。

那时候,八路军电台用的是干电池,由于敌人对无线电器材控制得极严,专用的大电池很难买到,只好使用手电筒上的那种小电池。最小的电台是2.5瓦的,发报机高压180伏,要串联120节电池,收报机45伏,要30节。一部2.5瓦的小电台一次就需要150节电池,那常用的15瓦电台就更不消说了。手电筒电池虽然在集市上买得到,但一次也不能够买得太多(鬼子侦缉队也知道这玩意能干什么用),所以必须先请地方上的同志零散地收集起来,再由骑兵团派人去取。并且,地方同志还得准备焊电池用的锡块(把锡酒壶熔化了),以及连接电池用的铜线(把铜脸盆化了)。

当时,河北、山东的临近地区已打得烽烟四起,因为刘春雷熟悉当地的情况,就派他去收集电池。他穿越封锁线、两天三夜马不卸鞍,足足跑遍五个县才完成了任务,到最后人累瘫了马也快累倒了。团里给刘春雷记功,他不要,把功劳算在了战马的身上。

那战马“公鸡”也知道立功受奖是件光荣的事,看见脖子上的大红花,兴奋得不得了,一直不愿意把花取下来。

立过功的战马有特殊待遇,即使战斗伤残了也不能杀,要由部队出钱出粮、交给老百姓喂养,万一“功臣马”牺牲了,还可以专门建坟。当骑兵的要处处为自己“不说话的战友”着想。

38年12月下旬,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从太行山来到了冀南平原,在河北威县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原则。会议着重指出: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定要加强军队和地方的团结。

为保证干部大会顺利召开,129师骑兵团担负了会议的警卫任务,负责保卫师首长和师部机关的安全。

召开这么大规模的会议,想要完全保密是很困难的。日本人很快就发现129师师部和部分主力在冀南,于是从39年1月至3月,先后调集了第10师团、110师团、27师团、114师团和大批伪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十一路大扫荡”。八路军随即展开反击,与日军作战100多次,其中,386旅陈赓旅长指挥的威县香城固战斗,还创造了“平原模范游击战”的范例。然而,也就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骑兵团的老政委、时任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的邓永耀同志,在武邑县不幸牺牲了。

“十一路大扫荡”期间,129师骑兵团一直护卫着师部机关、和鬼子捉迷藏。穿插封锁线,把握时机很重要,走早了会被敌人缠上、走晚了又会被合围,就在首长们寻机跳出鬼子的包围圈的时候,刘春雷却在考虑要不要开小差回家去。

这是1939年的2月,大刘参军后的第一个春节就要来临了。往年,这正是穿着新衣裳置办年货、揣着压岁钱窜门拜年的时候,可今年,却要在鬼子的围剿中东奔西走,每天都和枪炮声做伴、每天都会看到死去的人。当初,以为拿起枪打日本、鬼子就能很快被赶走,没想到现在师长、政委这么大的首长在旁边却还是打不过敌人,小伙子就有些悲观失望了。

刘春雷参加八路军的时候,其实谈不上有什么革命觉悟,更多的是受到抗日荣誉的吸引、觉得从军报国光荣,再加上和伙伴们一起跟着队伍走,有人管吃住,既不受长辈的约束也没有掌柜的催着干活,骑马挎刀扛枪十分痛快。可时间一长、新鲜劲一过,就有些想家了。

本来嘛,部队再好也不如家里好。特别是换了新团长以后,有些基层干部的脾气立刻见长,对部下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踢屁股。老兵们之间认同乡、论交情、烧香换贴拜把子,开小灶搞聚会,连长指导员都不称同志了,要叫大哥二哥,谁和“大哥二哥”关系铁,谁就可以吃香喝辣、横着膀子走路。

刘春雷是斥候兵,直属团部领导。团长政委管得严,不许这不许那,大刘即使想和别人攀交情也没有机会,整天看着人家混得开心,只觉得自己有说不出的孤单。

春节的前两天,大刘在村口站岗,看见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哭哭啼啼地回家。那孩子大概是到哪里玩水、掉到坑里了,大冬天的,裤子破了、浑身满是泥浆。小孩的妈妈拎着个小棍跟在后头,走几步敲打一下,那孩子咧着小嘴满脸鼻涕眼泪,被敲一下走几步、然后站住大哭,再敲一下又走几步、又站住哭……刘春雷一开始觉着好笑,可笑着笑着就突然想起自己的娘了,想家得不行,于是把步枪挂在树上,准备开溜。当时部队的驻地离南宫县不远,他的兜里还缝着两块大洋,只要能骑上马,第二天就可以到家。

那天是崔连喜负责遛马,小八路年少单纯,丝毫也没察觉哨兵脱岗是想要开小差。他拿着两个大红薯,一个劲地央求刘春雷帮忙——小家伙不会烤红薯,而大刘是厨子出身、烧烤技术娴熟。

“幸好幸好,那两个红薯救了我一命”。

过了没多久,参谋长来查哨,发现枪挂在树上哨兵却不见了,急忙四下寻找,看见两个战士在地头刨坑烤红薯,就把刘春雷骂了一顿,并没往别的上面想。大刘只好接着去站岗,逃跑的计划暂时取消。

39年2月19日是农历新年,刘春雷起得很早。

那一天,129师骑兵团驻扎在河北莘县赵官村附近,不远处住着师部机关和师首长。因为头天晚上是除夕,老百姓放鞭炮整得挺热闹,把一帮骑兵小伙子也逗得心痒痒的,于是,天不亮大家就起床凑钱买鞭炮,准备白天也高兴一下(春节嘛)。鞭炮要到好几公里以外的张鲁镇去买,因为怕被领导发现挨批评,两个侦察骑兵换上便衣,四更天就出门了,他们必须要在出操之前赶回来。

五更刚过,买东西的人回来了,鞭炮挂了满脖子、年货买了半口袋,可脸上却一点喜气也没有,喘着粗气直嚷嚷“鬼子!鬼子来了……”。大伙还以为他俩开玩笑呢——外面放了几道警戒,鬼子怎么来得了?

可是,这不是玩笑。侦察员在回来的路上真的遇到敌人了,总数有多少尚不清楚,但是在前面作为先头部队的日本兵就二百多。大家连忙向团长报告,梁俊亭拿出地图仔细查对,才发现侯洪臣参谋把宿营地点和警戒位置都弄错了(算上漳河店战斗,他是第二次把情况搞错了),师部机关居然在警戒圈的外面!

团长和政委都吓傻了。赶紧兵分两路,那一边,由王振祥政委带着两个连去保护师首长。当时,师部机关的人还以为四周的枪声是在放鞭炮呢,一点转移的准备也没做,刘邓首长差点没被鬼子堵在村子里(邓小平政委大发雷霆,把王振祥臭骂了一顿);这一边,梁俊亭团长命令骑兵二、三连和斥候队紧急集合(斥候兵动作最快,大家早已经起床了,等着放鞭炮呢),带着队伍朝着鬼子来的方向迎上去。

走了不到二里地,遇上日军了。骑兵们立刻卧倒射击,把敌人挡在了路上。乘骑卧倒射击,人卧倒、马也得卧倒,有的战马训练不够,听见枪声就想跑,这就需要把缰绳放下来缠住马的前腿。大刘的“公鸡”倒是很沉着,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平原上的地形其实无险可守,八路军骑兵与敌先头部队的二百多鬼子趴在地上对打,一时谁也吃不掉谁。但是,这样的态势对我军很不利,因为很快就要天亮了,敌人的后续部队如果判明情况,完全可以绕道、继续追击师部。

打了一会,天色渐渐亮了,可以看见远处的日军越来越多。梁团长急了,举着马刀喊:“共产党员跟我上!”,紧接着,一群战士跟着他跳上战马,冒着弹雨兜了个弧线,斜刺里冲向后面的日军主力。他们是要用这种近乎于自杀的进攻方式,逼迫敌人后续部队过早展开战斗队形,为师首长的撤退争取时间!

大刘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他和崔连喜趴在地上进行掩护射击,看见颜胜才冲上去了、刘金魁也冲上去了,心里十分羡慕那些能够冲杀在前的战友。一个月后,刘春雷就向组织上提出了入党申请。

二百名骑兵战士阻挡了日军一个大队近两个小时,师部机关和首长们安全转移了。然而,为了这宝贵的一个多小时,有四十六名年轻的八路军士兵牺牲在了1939年农历大年初一的清晨。这其中,也包括那两位渴望在春节里放鞭炮的骑兵侦察员。

“他们俩都是从肥乡县大队补充来的民兵骨干,名字记不住了。但每当过年放炮仗,我就会想起他们”。许多年以后,刘春雷提起此事,依然感慨万千。

1939年3月下旬,敌人的“十一路大扫荡”已接近尾声,各路日军主力都开始往回撤,129师骑兵团依然护卫着师部在鲁西一带活动。

有一天,四连班长胡彦明在遛马的时候发现一伙鬼子,他也真够勇猛的,单枪匹马就和敌人干上了,当即打死领头的日军少尉,缴获了手枪、地图和望远镜。这下子他可出名了,立了大功、戴着红花和刘伯承师长照相,《抗敌报》的记者还说要把他的事迹登在报纸上。战友们羡慕极了,刘春雷也因此打消了开小差的念头——都是一起参军的,别人杀敌立功出风头,自己却跑回家去当逃兵,多没面子。

4月初的一个傍晚,骑兵二连突然炸了营,干部战士们舞刀弄枪地嚷着要出动、杀汉奸报仇。原来,他们的老连长被别人给打了。

当时,鲁西各县还没有成立抗日政府,但当地老百姓对八路军的印象不错,不仅自发捐款买猪肉慰问部队,地方乡绅也时常宴请骑兵团的连以上干部。趁着这个势头,八路军成立了“聊阳阿(聊城、阳谷、东阿)地区工作团”,并建立了“聊阳阿独立大队”,这个大队有三个中队、一百多人,其中一、三中队是收编的地方民团,二中队是新组建的。骑兵团给独立大队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并派二连长王永元去担任大队长。

这一带,地方上势力最大的豪强叫做陈玉怀,背景很复杂,有土匪的根子、“白极会”的底子、旧军阀的本钱,还有国民党的关系。他这人对当地老百姓还不算坏,可就是拼命阻挠共产党发展地方组织,杀害我工作人员、强制解散我抗日武装,对抗日民主政权的危害很大。共产党多次派人去做统战工作,却始终不得要领。3月下旬的一天,“聊阳阿独立大队”又被陈玉怀追得到处跑,大队长王永元也被他们抓住了,打了三十军棍才放掉(幸亏王永元装哑巴不说话,陈玉怀以为他是当地人,要不然,大队长的命就难保了)。

王大队长遍体鳞伤地回到骑兵团,二连的战士们一看老连长被打成这副模样了,哪里受得了,立刻自动集合要去报仇。王永元是陕西延安人,和四连长李树茂、一连长许得和是同乡,再加上王连长这人平时也挺豪爽(刘春雷手里的汉阳造就是二连送给新兵的),于是各连都吵着要为他出这口恶气,想拦都拦不住。

本来,骑兵团当时的任务是护卫师部机关,并没有打击反动地方势力的安排,况且,打陈玉怀这样的“灰色人物”,也应该先写申请报告、征得军区和政治部的同意。可是,各连长都不主张事先请示,说是申请能不能批准暂且不论,即使批准了,也不一定能让骑兵团去打。梁俊亭团长也觉得应该教训一下反动地方组织,提出派两个连出击。王振祥政委看大家的情绪这么激动,只好建议由二连和团部的斥候队去打一下,适可而止、快去快回,其他三个连留下担任师部警卫。大家都同意这么办。

刘春雷参加了这次出击,随部队连夜急行四十公里到达了预定位置。

陈玉怀的据点设在个大土围子里面,外面有寨墙、壕沟,里面有土楼,如果真要强攻还挺费时费事的。

一大早,独立大队派几十号人到了土围子外面,先是当当当打几枪,然后就问候陈玉怀的母亲,这还不过瘾,接下来又开始烧“白极会”的神道牌位。土围子里面的人急了,发一声喊,涌出来追,独立大队的人转身就开溜。大家的速度还真快,不一会就跑了七八里地。一抬头,看见大队的骑兵,排成横队,正等在那里呢。

二连是军事战术操练得比较好的连队,骑兵阵型也演习得挺熟练(这个连的老底子是原甘陕红二十六军的骑兵连,1933年在陕西三原建立的)。面对近千人的土匪武装,骑兵们排成一列横队,先徐步前进,由两侧机枪进行压制射击;等距离较近了,连长把红旗一挥,大队人马策马冲锋,冲过人群之后,集体向后甩手榴弹,把敌人炸惨了。

一个冲锋下来,骑兵的位置已处于敌人和土围子之间,挡住了他们的退路,土匪们慌得不知道该往哪里跑。这时,连长的旗子又挥了几下,骑兵列成三列横队,抽出了马刀。“冲锋!”,随着一声呐喊,第一排冲过去,刀砍马冲,把敌人队伍冲乱了,接着,第二排、三排也冲上去,把敌人分割成几块,再接着,一排又转头冲回来……这么杀了几个来回,土匪们就彻底混乱了,抱着头乱跑,惊慌得连马刀砍过来都不知道躲了。

这是大刘第一次参加摆队冲锋,他来回杀了几趟,兴奋得不得了。后来,他用军刀去刺一个高个子,刀尖卡在了骨头上,由于握刀的手型没来得及换过来,“高个子”一倒,把他也从马上给带了下来。

刚从地上爬起来,迎面就跑来两个土匪,还没等刘春雷做出什么反应,人家就丢下武器、抱头跪着了。不一会功夫,大刘的身边就跪下了二三十个人,他纳闷了好一阵才想明白,原来这土匪要是跪在别的什么地方,保不齐还会被战马踩踏,若是跪在个八路军战士的旁边,倒确实是要安全得多啊。

消灭了野外的土匪,骑兵们立刻进攻大土围子。那帮家伙连寨门都没来得及关,八路军就了冲进去,敌人往房顶上跑、往土楼里跑,骑兵们就拎着马刀追,很快就占领了陈玉怀的老巢。老陈苦心经营多年的家当,让八路两个小时就砸了个稀巴烂,这土匪豪强闻讯之后,伤心得倒在地上打滚、大哭大叫。

这一仗,八路军骑兵威名远扬,老百姓纷纷传言:“八路的战马练过武功,一匹马顶十个人;骑兵一吆喝,战马还能跃到房顶上去……”,真是说什么的都有。

一场战斗,消灭了恶势力土顽,八路军却只有两个轻伤,战果不错。“聊阳阿独立大队”的同志们很高兴,骑兵们也得意,大家就着土围子里面的物资,大吃二喝、庆祝了一番。

打扫完战场,骑兵们就往回赶,一路上兴高采烈。可谁也没想到,这时候团长正在家里挨训呢,更没想到,骑兵团这就要开往太行山根据地,进行政治整风了。

关键词(Tags): #骑兵团(land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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