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四

在班长的“帮助”下立了功，刘春雷却并不觉得开心。

胡彦明新官上任，对班长的职责看得很重，无论内勤外勤都是高标准严要求，从早到晚催促着做这做那，把全班人搞得手忙脚乱，大家都觉得不痛快。私下里，胡班长还要求大刘多注意战友们的言行举止，发现什么不良苗头就及时向他汇报。“这不是让我当奸细么？”，作为师弟兼部下的刘春雷觉得很别扭。

10月的一天，大刘在营地外面遛马，遇见了刘金魁。整编之后，“川老汉”就进了斥候队，这时候，他身穿便衣、手里捧着酸枣啃得津津有味：“大刘，我们那里缺人手，你愿意来不？”

“愿意，愿意啊”

“那好，我帮你说说去”

第二天就接到团部命令：抽调刘春雷同志担任斥候骑兵。

斥候，也叫“远端前卫”，任务是在部队行进时担任越前搜索、驻营时担任远方警戒。斥候骑兵兼有袭扰、钳制、侦察、通讯支援的功能，用大刘的话来说，就是“干骑兵游击队的活”。

刘春雷能当上斥候兵，首先因为他是冀南当地人，情况熟悉；其次是他骑乘技术好，上马下马一溜烟，有着“抢毛巾”把韩猛子拽下马来的成绩；再加上他刚立了战功，表现不错、够勇敢。

一般情况下，骑兵很少分散行动。但斥候兵就不同了，经常三五成群或者单枪匹马地在外游荡，当时有句话：“吊儿郎当通信兵，东游西逛侦察兵，吃香喝辣勤务兵”，这“斥侯骑兵”的活动空间更大，出了营地就象是放了羊，如果管理不严可不得了。所以，骑兵团在挑选斥候兵的时候就规定“五不要”：在旧军队当过兵的不要、干过土匪的不要、吸过白面的不要、有流氓习气的不要、身体弱胆子小的也不要。

斥候队归团部直属领导，由团参谋长兼任队长、政治处主任兼任指导员，战士们出勤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汇报工作。出任务时必须遵守“六不准”：不准杀人、不准抓人（即使证据充分，也要交给上级或地方政府执行）、不准罚款、不准纳捐、不准缉私、不准没收东西。随时随地都要注意维护部队形象、对人民群众客客气气，否则就是犯了军纪，回来是要受处分的。

斥候骑兵通常是三个人一个小组，可刘春雷他们这个组却是四个人，除了刘金魁、颜胜才（42年牺牲），还有个十五岁的小战士崔连喜（42年牺牲）。

还是在南宫县的时候，骑兵们去看“火线剧社”（吕正操部队的剧团）演出。开演之前照例是首长讲话，陈再道司令员满嘴的湖北口音，除了“打、打、打”、就是“抗战到底”，十句话中有五句半听不懂。

听不懂也鼓掌，鼓完掌就看戏。演的是话剧《雷雨》片段，台上的人激情投入十分卖力，台下的人却看得稀哩糊涂——这又不唱又不跳的，老爷少爷太太丫鬟，搞的是什么把戏？

《雷雨》过后，总算有好看的了——舞台上挂着老大一张地图，一个日本鬼子气势汹汹地冲上来，把写着“沈阳”的一块撕了，有个小姑娘拦住说：“不许撕！滚出去！”，鬼子用刺刀把她打倒，把“沈阳”嚼巴嚼巴咽了下去。接着又撕“东三省”，又撕“北平”、“南京”……每次都有小娃娃上来拦阻，每次都被鬼子打倒。不一会舞台上的小孩子就躺倒了一大片，日本兵把这些地方全吃了（这演员也够辛苦的），眼看就要撕到写着“南宫县”的冀南一带了，台下的观众齐声高呼：“不许撕！小鬼子滚出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时候，台上跳出一个腰扎宽皮带、手拿木头枪、眉清目秀精神抖擞十分可爱的八路军小孩，大喝一声：“咄！住手！冀南陈再道在此！”，然后三两下就把鬼子撂翻了——这小家伙就是崔连喜。

小崔干掉鬼子兵，把手枪往皮带上一插就开始做报告，讲的还是刚才陈再道说的那一套，字正腔圆，大伙都能听明白。讲话完毕，大家鼓掌，心说“假司令讲得比真司令好听”。陈再道司令员也很开心，上台去和“小陈再道”握手，小崔趁机要求参加八路军骑兵团，邓永耀政委当即就把他收下了。

崔连喜是骑兵团“列宁室”（相当于俱乐部）的干事，他跟随斥候队行动是为了更好地宣传群众。

共产党在敌后发展抗日力量，通常的模式是：进入一个新地方之前，先由敌工部开展工作，然后派部队寻机出击，打击一个日伪显要目标，唤起老百姓的抗战热情，树立威望，这叫“打开局面”；接着就召开大会、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委派县长、县委书记，这叫“开辟局面”；如果有哪个讨厌的家伙敢跟咱们共产党的新县长作对，八路就敲打他一下，“巩固局面”；再如果作对的人多了，八路军就派来几支人马，驻扎一阵，这就是“稳定局面”。

不管怎么说，既然有了咱们自己的政府，就可以开始搞宣传、征收军粮。

征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机构全跑了，冀鲁豫立刻出现了各种名目的杂牌武装，地方豪强打着“保家护乡”的旗号鱼肉百姓；随后，日伪政权也纷纷建立起来，鼓吹“东亚共荣”、实施“以战养战”；现在，当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后，三方力量就在同一块土地上交错争斗（以后还要再加上第四方：返回游击区的国民党顽军），大家打来打去，争夺的重要目标都是指着老百姓的粮食口袋。

人民群众当然是向着共产党八路军的，但日伪强盗和地方匪顽的欺压也让他们苦不堪言。抗日民主政府征收粮款，不仅要向人民进行宣传教育，还要带领群众和敌对势力作斗争。

根据地创立之初，地方政府的后勤供应体系还不完善，骑兵团的粮草征收工作主要是由斥候兵完成的。刘春雷最头疼这项任务，“征军粮就象光屁股打狼——一不要脸二不要命，必须胆大不害臊才行”。大刘胆量足够，过封锁线、深入敌后都无所谓，可他不会做宣传工作，向苦哈哈的穷兄弟要粮食，他开不了口。

开始的时候，崔连喜还帮助刘春雷练习口才。先编好说词，跑到高粱地里背得溜熟，接着扬鞭打马出发，可是到了地方，见了人却一个字也讲不出来。没办法，他只好到老乡家的灶塘里弄点锅灰，用水拌了，拿草绳蘸着在墙上写标语。几次三番以后，说话的事就交给别人了，大刘只负责写字。

刘春雷对穷人张不开口，对地主老财却很能够下手。有一次，斥候骑兵和地方工作队去征粮，到了村里，老百姓说粮食已经让维持会收走了。工作队长说不可能，他们调查过，敌人还没有从这里拉走粮食。四处查看，伪保长早跑了，各家各户都是四壁空空什么也找不到，于是大家留下来挨家挨户做工作。半夜里，有人在窗户外面小声通报：“村头老张家的屋里砌了一堵墙”，斥候们一听，明白了。

第二天就去把张家的夹墙拆了，不仅先前征来的粮食都藏在里面，还有三千大洋十多匹缎子。骑兵团派民运干事来运送物资、还把多余的粮食分给群众。老百姓高兴了，老人们说：“活了一大把年纪，只见过军队征粮，没见过当兵的给百姓分粮食，真是好队伍”。

农民辛苦一年，收获的粮食是有限的，八路要、鬼子也要，想得到粮食就必须和敌人抢时间，这么争来争去，征收军粮的时间也就越赶越早。

39年麦收的时候，斥候队二十多个人跟着团参谋长徐国夫（开国少将，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出任务，半路上碰到个报信的地方干部，说是城里的日伪军出动了七辆卡车下乡抢粮食，可各村的粮食刚割下来，还都在麦场上呢。徐参谋长一听，立刻通知部队帮助老乡抢收、抢藏，自己则带着刘春雷他们赶往公路设伏。

伏击地点设在公路边的坡地上，徐国夫说：“大家注意，专打鬼子汽车”。等了一会，敌人车队来了，斥候们放了两排枪，把前面的汽车打趴下，后面的车子也堵住了。日本人从车上跳下来，架起机枪突突突地扫，伪军也下车围上来。徐参谋长带着战士们上马，撤退了。

跑个七八里地，再找个地方埋伏着，等鬼子来了，大家猛甩一通手榴弹，又炸了辆车，骑上马接着跑。这么搞了两三回，鬼子不敢坐车了，派伪军在前面徒步搜索前进，汽车在后面慢慢跟着。八路军东打一枪西打一枪，他们都要紧张忙活上好一阵。等日本兵磨磨蹭蹭到了村子里，粮食早就收好藏好了。老乡们对鬼子汉奸说“没办法啊，土八路把粮食都征走了，太君来得太晚了……”。

到后来鬼子也急了，麦子还在地里，他们就派伪军下乡，干脆自己割。遇到这种情况，骑兵团就实施奔袭、直扑麦田。

刚收割完的麦子地一马平川，伪军们还在挥舞镰刀苦干农活呢。骑兵队高举马刀冲过去，手起刀落、真象砍瓜切菜一般——这伙可怜的家伙，白帮老百姓干活不说，连枪带性命都交给八路军了！

那些年，日伪军与咱们骑兵团争麦收，从来就没占到便宜过，鬼子汉奸听说骑兵队就头痛。

刘春雷记得，有一年他参加护送物资到太行山根据地。一二九师骑兵团上交大洋两万块，粮食、布匹几十挂大车，光电池就是六大箱（电台要用电池），把刘师长乐得眉开眼笑。这样的部队，首长能不当宝贝么？

其实，抗战初期的129师骑兵团只是个小团（全团四个连加一个团部直属队，每个连九个班，每个班九至十二人，这叫做“小团大连”），所谓骑兵也只是“骑马的步兵”，打仗的时候以下马步战为主，对敌人的精神威慑力远超过实际的杀伤效果。

战士们的军事技能普遍不高，原地列队、纵队行军还可以，可冲锋就是一窝蜂、撤退就更象是放了羊。虽然上级领导对军事训练很重视，但由于大家对骑兵作战的规律都不大了解、需要边摸索边总结，再加上骑兵战术必须人马合练，训练规模也只能从小到大，从干部开始、逐渐到战斗骨干……所以一时半会见不了成效。象大刘这样的新兵，开仗的时候能跟着班长跑就算不错了。

因此，在38年、39年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八路军骑兵对日军作战所起的主要作用只能是：破坏交通和通讯设施、牵制和消耗敌人。

八路军到平原打游击，一开始最不适应的就是日军的战术反应速度太快。他们通讯条件完善、运输手段完备，八路在这个点刚一开打，周围几个县的鬼子就全围上来了。吃了几次亏，陈再道司令发话：“把鬼子电话线给我割了”！

割电话线的位置一般远离八路军营地，而且还应该选择距离村庄较远的地方动手（这一方面是为了不被人发现，另一方面也是免得事后老百姓受连累）。这个活，在地方游击组织成熟之前基本上是由斥候骑兵完成的。

开始的时候动作简单。刘春雷他们拿着根长竹竿，上面绑着镰刀，跑到电杆下面、瞄着电壶底座一划拉，线就下来了。一晚上跑个几十里，收割的电话线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烧掉，完事。可没想到，天亮以后鬼子开来摩托车，忙乎一阵，把电话线全都接上了。得，第二天还要再去。

第二次去就认真多了，把一根杠子绑在电杆上，横着象推磨一样这么一转，电杆子倒了、电话线也扯断了，再把电线杆锯断。大家很得意：“哼！看你小鬼子怎么办”。等到天亮，坐摩托车的鬼子开来一看，不行，回去，又开来大汽车，忙乎好一阵，埋上新电杆、又把电话线接上——八路骑兵傻眼了。

当时，八路军围攻一个据点通常要花四五天的时间，因此上级的命令是要让敌人的通讯中断五天以上。可是，这小鬼子的动作也实在是太快了，几个斥候骑兵玩命地锯电杆、割电线，日本人最多三天就能恢复，而且敌人还加强了巡查力度，发现有人在线路附近转悠就打枪。几个回合下来，大家的嘴上都急出了火泡。

一次，几个斥候骑兵到金滩镇（今邯郸大名境内）破线，天刚黑，卫河渡口上的电灯“刷”的亮了，“川老汉”刘金魁没见过这新鲜玩意，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刘春雷好心告诉他：这电灯和电话一样是用电线连着的，没啥了不起……不料刘金魁气急败坏地说：“既然没啥了不起，你怎么不把电线破坏了，只会吹牛不会办事”。

这句话把大刘气坏了。闷了两天没言语，还真让他憋出了个主意——再去破线的时候，其他人在电线杆上套绳子、用两匹马拽倒（这样搞虽然动作快，可是很伤战马），刘春雷不跟着干，他找个地方爬到电杆上，把电话线从电壶底座那里切断，再弄根黑色的弦线连接上，别人来明的，他来暗的。

天亮以后鬼子又来了，忙乎两天抢修完毕，电话还是不通，于是继续检查，线没断，可电话就是不响。敌人急了，大鬼子骂小鬼子，小鬼子骂汉奸，汉奸骂线务员。这回好，电话足足断了一个礼拜。

割电话线的目的是破坏敌人的通讯，可八路军也要让老百姓听到自己的声音，这就需要写标语、贴布告、发传单。

抗战时期，地方政府和军区各部队都经常张贴布告、散发传单，这些宣传品大都是手刻油印的，比较粗糙。而一二九师骑兵团的却不同，都是根据地大印刷厂印制的，样式精美，其中《告日军官兵书》还是日文的，一看就知道是大部队的正规东西。所以，每次鬼子汉奸一看见骑兵团的传单就认为是八路军主力部队来了，四里八乡也都传言附近埋伏着化了装的老八路。敌人立刻全城戒严、关闭城门，好几天都不敢出动。这样，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在乡村开展活动就方便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胆子小，把传单藏在袖口里、混进乡村集市，趁人不注意就偷偷塞到箩筐里面，要不然，就是半夜在老乡家的院墙上贴布告。结果是影响不大后果却不小——鬼子下令发现谁的筐里有传单就没收东西、发现谁家墙上有布告就烧房子，搞得老百姓都怕了八路军的宣传品，见了传单就躲、见了布告就撕。

后来，大刘他们就豁出去了，直接进城，把传单撒进伪军兵营、布告贴到了日本宪兵队的墙上。干这事讲究的是胆大心细，先把马匹藏在城外、身着便衣进城，贴布告、散传单，出城打马就走。刘春雷一年里进过二十多趟县城，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有时候也大张旗鼓地行动。有一次去鲁西的东阿县贴布告，回来的时候还剩下两张。地方上的同志说，当地有个恶霸，倚仗着大汉奸李连祥是他亲戚，有十几个狗腿子给他看家护院，经常欺压百姓、报复抗日积极分子，简直坏透了，干脆把这两张布告贴到他家去。

崔连喜年纪小、刘金魁没心没肺，俩人都爱凑热闹。小崔在布告边上写了个顺口溜：“狗汉奸，丧天良，不认爹，不认娘；帮鬼子，害老乡，日后没有好下场”。刘金魁说：“加一句，老狗日的不得好死”。

崔连喜说：“那样就不压韵了”

“不压就不压，过瘾就行，就这么写”

于是就添上了这句粗话。

斥候骑兵带上布告，穿戴整齐、全副武装，直奔恶霸大院而去。刚进村，地方干部就喊“八路军骑兵团下战书来了！”，老百姓于是都跑出来看热闹。恶霸家院门紧闭，刘金魁抬手朝着大门就是一枪，崔连喜把布告、顺口溜和那句“不得好死”的诅咒都贴在门上。

骑兵们向人民群众挥挥手，跃马扬长而去，嘿嘿，动作着实潇洒。

当晚，恶霸老头又气又怕，暴毙。呵呵，果真不得好死。

斥候骑兵的另一项工作是乘骑侦察。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任务，靠得是胆大心细，稍不留神就会中埋伏，甚至让敌人活捉了去。通常情况下，八路军士兵作战时能携带30发步枪子弹算是很不错了，可乘骑侦察的出勤装备是80发。因为要做骚扰射击、警戒射击、示警射击，弹药消耗特别大。

卫东战役时，大刘和刘金魁执行任务时要过卫河，刚到河边就发现不远处有一群敌人在吃饭。当时那个季节河水还很浅，刘金魁图省事：“冲，一下子就过去了”，说完打马就往河里跑。他冲在前面，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窜到对岸不见了，可跟在后面的大刘却倒了霉。

这个河段的河沙特别细，象淤泥一样，刘春雷的战马腿短、个子小、爆发力也差，结果就被陷在了河中间。敌人嗷嗷叫着追过来，大刘平时是很少打马的，这时候也顾不上了，抡起鞭子拼命地抽。战马“公鸡”被打急了，挺了几下终于挣了出来，冲到岸上，这才跑脱了。

“好家伙，马一身水，我一身汗，全是急出来的呀”，“要不是敌人想抢马、要抓活的，我那回肯定玩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