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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骑兵故事(一)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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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骑兵团(四)

在班长的“帮助”下立了功,刘春雷却并不觉得开心。

胡彦明新官上任,对班长的职责看得很重,无论内勤外勤都是高标准严要求,从早到晚催促着做这做那,把全班人搞得手忙脚乱,大家都觉得不痛快。私下里,胡班长还要求大刘多注意战友们的言行举止,发现什么不良苗头就及时向他汇报。“这不是让我当奸细么?”,作为师弟兼部下的刘春雷觉得很别扭。

10月的一天,大刘在营地外面遛马,遇见了刘金魁。整编之后,“川老汉”就进了斥候队,这时候,他身穿便衣、手里捧着酸枣啃得津津有味:“大刘,我们那里缺人手,你愿意来不?”

“愿意,愿意啊”

“那好,我帮你说说去”

第二天就接到团部命令:抽调刘春雷同志担任斥候骑兵。

斥候,也叫“远端前卫”,任务是在部队行进时担任越前搜索、驻营时担任远方警戒。斥候骑兵兼有袭扰、钳制、侦察、通讯支援的功能,用大刘的话来说,就是“干骑兵游击队的活”。

刘春雷能当上斥候兵,首先因为他是冀南当地人,情况熟悉;其次是他骑乘技术好,上马下马一溜烟,有着“抢毛巾”把韩猛子拽下马来的成绩;再加上他刚立了战功,表现不错、够勇敢。

一般情况下,骑兵很少分散行动。但斥候兵就不同了,经常三五成群或者单枪匹马地在外游荡,当时有句话:“吊儿郎当通信兵,东游西逛侦察兵,吃香喝辣勤务兵”,这“斥侯骑兵”的活动空间更大,出了营地就象是放了羊,如果管理不严可不得了。所以,骑兵团在挑选斥候兵的时候就规定“五不要”:在旧军队当过兵的不要、干过土匪的不要、吸过白面的不要、有流氓习气的不要、身体弱胆子小的也不要。

斥候队归团部直属领导,由团参谋长兼任队长、政治处主任兼任指导员,战士们出勤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汇报工作。出任务时必须遵守“六不准”:不准杀人、不准抓人(即使证据充分,也要交给上级或地方政府执行)、不准罚款、不准纳捐、不准缉私、不准没收东西。随时随地都要注意维护部队形象、对人民群众客客气气,否则就是犯了军纪,回来是要受处分的。

斥候骑兵通常是三个人一个小组,可刘春雷他们这个组却是四个人,除了刘金魁、颜胜才(42年牺牲),还有个十五岁的小战士崔连喜(42年牺牲)。

还是在南宫县的时候,骑兵们去看“火线剧社”(吕正操部队的剧团)演出。开演之前照例是首长讲话,陈再道司令员满嘴的湖北口音,除了“打、打、打”、就是“抗战到底”,十句话中有五句半听不懂。

听不懂也鼓掌,鼓完掌就看戏。演的是话剧《雷雨》片段,台上的人激情投入十分卖力,台下的人却看得稀哩糊涂——这又不唱又不跳的,老爷少爷太太丫鬟,搞的是什么把戏?

《雷雨》过后,总算有好看的了——舞台上挂着老大一张地图,一个日本鬼子气势汹汹地冲上来,把写着“沈阳”的一块撕了,有个小姑娘拦住说:“不许撕!滚出去!”,鬼子用刺刀把她打倒,把“沈阳”嚼巴嚼巴咽了下去。接着又撕“东三省”,又撕“北平”、“南京”……每次都有小娃娃上来拦阻,每次都被鬼子打倒。不一会舞台上的小孩子就躺倒了一大片,日本兵把这些地方全吃了(这演员也够辛苦的),眼看就要撕到写着“南宫县”的冀南一带了,台下的观众齐声高呼:“不许撕!小鬼子滚出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时候,台上跳出一个腰扎宽皮带、手拿木头枪、眉清目秀精神抖擞十分可爱的八路军小孩,大喝一声:“咄!住手!冀南陈再道在此!”,然后三两下就把鬼子撂翻了——这小家伙就是崔连喜。

小崔干掉鬼子兵,把手枪往皮带上一插就开始做报告,讲的还是刚才陈再道说的那一套,字正腔圆,大伙都能听明白。讲话完毕,大家鼓掌,心说“假司令讲得比真司令好听”。陈再道司令员也很开心,上台去和“小陈再道”握手,小崔趁机要求参加八路军骑兵团,邓永耀政委当即就把他收下了。

崔连喜是骑兵团“列宁室”(相当于俱乐部)的干事,他跟随斥候队行动是为了更好地宣传群众。

共产党在敌后发展抗日力量,通常的模式是:进入一个新地方之前,先由敌工部开展工作,然后派部队寻机出击,打击一个日伪显要目标,唤起老百姓的抗战热情,树立威望,这叫“打开局面”;接着就召开大会、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委派县长、县委书记,这叫“开辟局面”;如果有哪个讨厌的家伙敢跟咱们共产党的新县长作对,八路就敲打他一下,“巩固局面”;再如果作对的人多了,八路军就派来几支人马,驻扎一阵,这就是“稳定局面”。

不管怎么说,既然有了咱们自己的政府,就可以开始搞宣传、征收军粮。

征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机构全跑了,冀鲁豫立刻出现了各种名目的杂牌武装,地方豪强打着“保家护乡”的旗号鱼肉百姓;随后,日伪政权也纷纷建立起来,鼓吹“东亚共荣”、实施“以战养战”;现在,当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后,三方力量就在同一块土地上交错争斗(以后还要再加上第四方:返回游击区的国民党顽军),大家打来打去,争夺的重要目标都是指着老百姓的粮食口袋。

人民群众当然是向着共产党八路军的,但日伪强盗和地方匪顽的欺压也让他们苦不堪言。抗日民主政府征收粮款,不仅要向人民进行宣传教育,还要带领群众和敌对势力作斗争。

根据地创立之初,地方政府的后勤供应体系还不完善,骑兵团的粮草征收工作主要是由斥候兵完成的。刘春雷最头疼这项任务,“征军粮就象光屁股打狼——一不要脸二不要命,必须胆大不害臊才行”。大刘胆量足够,过封锁线、深入敌后都无所谓,可他不会做宣传工作,向苦哈哈的穷兄弟要粮食,他开不了口。

开始的时候,崔连喜还帮助刘春雷练习口才。先编好说词,跑到高粱地里背得溜熟,接着扬鞭打马出发,可是到了地方,见了人却一个字也讲不出来。没办法,他只好到老乡家的灶塘里弄点锅灰,用水拌了,拿草绳蘸着在墙上写标语。几次三番以后,说话的事就交给别人了,大刘只负责写字。

刘春雷对穷人张不开口,对地主老财却很能够下手。有一次,斥候骑兵和地方工作队去征粮,到了村里,老百姓说粮食已经让维持会收走了。工作队长说不可能,他们调查过,敌人还没有从这里拉走粮食。四处查看,伪保长早跑了,各家各户都是四壁空空什么也找不到,于是大家留下来挨家挨户做工作。半夜里,有人在窗户外面小声通报:“村头老张家的屋里砌了一堵墙”,斥候们一听,明白了。

第二天就去把张家的夹墙拆了,不仅先前征来的粮食都藏在里面,还有三千大洋十多匹缎子。骑兵团派民运干事来运送物资、还把多余的粮食分给群众。老百姓高兴了,老人们说:“活了一大把年纪,只见过军队征粮,没见过当兵的给百姓分粮食,真是好队伍”。

农民辛苦一年,收获的粮食是有限的,八路要、鬼子也要,想得到粮食就必须和敌人抢时间,这么争来争去,征收军粮的时间也就越赶越早。

39年麦收的时候,斥候队二十多个人跟着团参谋长徐国夫(开国少将,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出任务,半路上碰到个报信的地方干部,说是城里的日伪军出动了七辆卡车下乡抢粮食,可各村的粮食刚割下来,还都在麦场上呢。徐参谋长一听,立刻通知部队帮助老乡抢收、抢藏,自己则带着刘春雷他们赶往公路设伏。

伏击地点设在公路边的坡地上,徐国夫说:“大家注意,专打鬼子汽车”。等了一会,敌人车队来了,斥候们放了两排枪,把前面的汽车打趴下,后面的车子也堵住了。日本人从车上跳下来,架起机枪突突突地扫,伪军也下车围上来。徐参谋长带着战士们上马,撤退了。

跑个七八里地,再找个地方埋伏着,等鬼子来了,大家猛甩一通手榴弹,又炸了辆车,骑上马接着跑。这么搞了两三回,鬼子不敢坐车了,派伪军在前面徒步搜索前进,汽车在后面慢慢跟着。八路军东打一枪西打一枪,他们都要紧张忙活上好一阵。等日本兵磨磨蹭蹭到了村子里,粮食早就收好藏好了。老乡们对鬼子汉奸说“没办法啊,土八路把粮食都征走了,太君来得太晚了……”。

到后来鬼子也急了,麦子还在地里,他们就派伪军下乡,干脆自己割。遇到这种情况,骑兵团就实施奔袭、直扑麦田。

刚收割完的麦子地一马平川,伪军们还在挥舞镰刀苦干农活呢。骑兵队高举马刀冲过去,手起刀落、真象砍瓜切菜一般——这伙可怜的家伙,白帮老百姓干活不说,连枪带性命都交给八路军了!

那些年,日伪军与咱们骑兵团争麦收,从来就没占到便宜过,鬼子汉奸听说骑兵队就头痛。

刘春雷记得,有一年他参加护送物资到太行山根据地。一二九师骑兵团上交大洋两万块,粮食、布匹几十挂大车,光电池就是六大箱(电台要用电池),把刘师长乐得眉开眼笑。这样的部队,首长能不当宝贝么?

其实,抗战初期的129师骑兵团只是个小团(全团四个连加一个团部直属队,每个连九个班,每个班九至十二人,这叫做“小团大连”),所谓骑兵也只是“骑马的步兵”,打仗的时候以下马步战为主,对敌人的精神威慑力远超过实际的杀伤效果。

战士们的军事技能普遍不高,原地列队、纵队行军还可以,可冲锋就是一窝蜂、撤退就更象是放了羊。虽然上级领导对军事训练很重视,但由于大家对骑兵作战的规律都不大了解、需要边摸索边总结,再加上骑兵战术必须人马合练,训练规模也只能从小到大,从干部开始、逐渐到战斗骨干……所以一时半会见不了成效。象大刘这样的新兵,开仗的时候能跟着班长跑就算不错了。

因此,在38年、39年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八路军骑兵对日军作战所起的主要作用只能是:破坏交通和通讯设施、牵制和消耗敌人。

八路军到平原打游击,一开始最不适应的就是日军的战术反应速度太快。他们通讯条件完善、运输手段完备,八路在这个点刚一开打,周围几个县的鬼子就全围上来了。吃了几次亏,陈再道司令发话:“把鬼子电话线给我割了”!

割电话线的位置一般远离八路军营地,而且还应该选择距离村庄较远的地方动手(这一方面是为了不被人发现,另一方面也是免得事后老百姓受连累)。这个活,在地方游击组织成熟之前基本上是由斥候骑兵完成的。

开始的时候动作简单。刘春雷他们拿着根长竹竿,上面绑着镰刀,跑到电杆下面、瞄着电壶底座一划拉,线就下来了。一晚上跑个几十里,收割的电话线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烧掉,完事。可没想到,天亮以后鬼子开来摩托车,忙乎一阵,把电话线全都接上了。得,第二天还要再去。

第二次去就认真多了,把一根杠子绑在电杆上,横着象推磨一样这么一转,电杆子倒了、电话线也扯断了,再把电线杆锯断。大家很得意:“哼!看你小鬼子怎么办”。等到天亮,坐摩托车的鬼子开来一看,不行,回去,又开来大汽车,忙乎好一阵,埋上新电杆、又把电话线接上——八路骑兵傻眼了。

当时,八路军围攻一个据点通常要花四五天的时间,因此上级的命令是要让敌人的通讯中断五天以上。可是,这小鬼子的动作也实在是太快了,几个斥候骑兵玩命地锯电杆、割电线,日本人最多三天就能恢复,而且敌人还加强了巡查力度,发现有人在线路附近转悠就打枪。几个回合下来,大家的嘴上都急出了火泡。

一次,几个斥候骑兵到金滩镇(今邯郸大名境内)破线,天刚黑,卫河渡口上的电灯“刷”的亮了,“川老汉”刘金魁没见过这新鲜玩意,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刘春雷好心告诉他:这电灯和电话一样是用电线连着的,没啥了不起……不料刘金魁气急败坏地说:“既然没啥了不起,你怎么不把电线破坏了,只会吹牛不会办事”。

这句话把大刘气坏了。闷了两天没言语,还真让他憋出了个主意——再去破线的时候,其他人在电线杆上套绳子、用两匹马拽倒(这样搞虽然动作快,可是很伤战马),刘春雷不跟着干,他找个地方爬到电杆上,把电话线从电壶底座那里切断,再弄根黑色的弦线连接上,别人来明的,他来暗的。

天亮以后鬼子又来了,忙乎两天抢修完毕,电话还是不通,于是继续检查,线没断,可电话就是不响。敌人急了,大鬼子骂小鬼子,小鬼子骂汉奸,汉奸骂线务员。这回好,电话足足断了一个礼拜。

割电话线的目的是破坏敌人的通讯,可八路军也要让老百姓听到自己的声音,这就需要写标语、贴布告、发传单。

抗战时期,地方政府和军区各部队都经常张贴布告、散发传单,这些宣传品大都是手刻油印的,比较粗糙。而一二九师骑兵团的却不同,都是根据地大印刷厂印制的,样式精美,其中《告日军官兵书》还是日文的,一看就知道是大部队的正规东西。所以,每次鬼子汉奸一看见骑兵团的传单就认为是八路军主力部队来了,四里八乡也都传言附近埋伏着化了装的老八路。敌人立刻全城戒严、关闭城门,好几天都不敢出动。这样,八路军和抗日政府在乡村开展活动就方便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胆子小,把传单藏在袖口里、混进乡村集市,趁人不注意就偷偷塞到箩筐里面,要不然,就是半夜在老乡家的院墙上贴布告。结果是影响不大后果却不小——鬼子下令发现谁的筐里有传单就没收东西、发现谁家墙上有布告就烧房子,搞得老百姓都怕了八路军的宣传品,见了传单就躲、见了布告就撕。

后来,大刘他们就豁出去了,直接进城,把传单撒进伪军兵营、布告贴到了日本宪兵队的墙上。干这事讲究的是胆大心细,先把马匹藏在城外、身着便衣进城,贴布告、散传单,出城打马就走。刘春雷一年里进过二十多趟县城,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有时候也大张旗鼓地行动。有一次去鲁西的东阿县贴布告,回来的时候还剩下两张。地方上的同志说,当地有个恶霸,倚仗着大汉奸李连祥是他亲戚,有十几个狗腿子给他看家护院,经常欺压百姓、报复抗日积极分子,简直坏透了,干脆把这两张布告贴到他家去。

崔连喜年纪小、刘金魁没心没肺,俩人都爱凑热闹。小崔在布告边上写了个顺口溜:“狗汉奸,丧天良,不认爹,不认娘;帮鬼子,害老乡,日后没有好下场”。刘金魁说:“加一句,老狗日的不得好死”。

崔连喜说:“那样就不压韵了”

“不压就不压,过瘾就行,就这么写”

于是就添上了这句粗话。

斥候骑兵带上布告,穿戴整齐、全副武装,直奔恶霸大院而去。刚进村,地方干部就喊“八路军骑兵团下战书来了!”,老百姓于是都跑出来看热闹。恶霸家院门紧闭,刘金魁抬手朝着大门就是一枪,崔连喜把布告、顺口溜和那句“不得好死”的诅咒都贴在门上。

骑兵们向人民群众挥挥手,跃马扬长而去,嘿嘿,动作着实潇洒。

当晚,恶霸老头又气又怕,暴毙。呵呵,果真不得好死。

斥候骑兵的另一项工作是乘骑侦察。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任务,靠得是胆大心细,稍不留神就会中埋伏,甚至让敌人活捉了去。通常情况下,八路军士兵作战时能携带30发步枪子弹算是很不错了,可乘骑侦察的出勤装备是80发。因为要做骚扰射击、警戒射击、示警射击,弹药消耗特别大。

卫东战役时,大刘和刘金魁执行任务时要过卫河,刚到河边就发现不远处有一群敌人在吃饭。当时那个季节河水还很浅,刘金魁图省事:“冲,一下子就过去了”,说完打马就往河里跑。他冲在前面,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窜到对岸不见了,可跟在后面的大刘却倒了霉。

这个河段的河沙特别细,象淤泥一样,刘春雷的战马腿短、个子小、爆发力也差,结果就被陷在了河中间。敌人嗷嗷叫着追过来,大刘平时是很少打马的,这时候也顾不上了,抡起鞭子拼命地抽。战马“公鸡”被打急了,挺了几下终于挣了出来,冲到岸上,这才跑脱了。

“好家伙,马一身水,我一身汗,全是急出来的呀”,“要不是敌人想抢马、要抓活的,我那回肯定玩完了”。

关键词(Tags): #骑兵团(land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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