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奔向复苏或者奔向危机的2007 -- 葡萄

到底是贫民们的价值观问题，还是报道者或者执政者的价值观问题呢？

这点得严格区分，否则就如同诚实女游客跟山坳里的大伯说“啊，你就是天天住在着如诗如画的山林间，面对小河，耳闻清风，过着悠然生活的么？”

“嗯...这个...我想你说的使我那条狗吧。”

孟买的贫民窟居民，要是你单独（注意是单独哦）挑出一个来，按照北京或者上海广州的拆迁标准给他一套公寓来换，你说他换不换呢？这个时候，他会自豪地说“我住贫民窟，但我是业主吗？”而拒绝这个交换吗？

浪漫的想法是由记者或者政客产生的；其实住户除了一点自尊之外，一点都不浪漫。这种制度设计使孟买的贫民窟难以改造，已经不是一人两人可以改变的，因此他们已经无从选择。我是说，他们除了选择“当贫民窟的业主”之外，实际上选择业已不多。印度的制度设计，无法从群体上解决贫民窟的产权与拆迁重建问题。从宏观的角度，或者从政治的角度，说“产权意识”，这些当然都是美好的词汇。但是就制度经济学而言，“选择本身也是一种福利”，没有选择的浪漫，又能好到哪里去；解决不了民生问题的制度，归根到底还是烂制度。

因此，这个价值观问题，归根到底是旁观者（报道者）的价值观。

说远点，就好比《图雅的婚事》，王导演拿了电影局的资助，却跑到国外去申述，说是中国的工业化毁坏了蒙古族的传统文化，“我们不能让蒙古族成为新的印第安人！”我想，王导演和他漂亮的女主角毕竟不是剧中那顽强生活的蒙古族妇人；剧中那样的女人，她们顽强，且对现实的生活充满渴望。

再好比，在人们已经历的社会形态中，原始社会的组织方式无疑是最接近我们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但要是那个记者错把“原始社会”当作了“共产主义”，站在民生之外来谈“价值观”“世界观”问题，估计也就没什么人买他的报纸，也没什么人受到他的破价值观的怂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