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崛起策 -- TH的鱼

II 尊重民权才能促进人民对国家的认同

在中国社会里，我们常常发现一些矛盾现象，一方面是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很高，另外一方面是普通大众的公民意识和国民意识很淡漠；一方面是互联网络上民族主义上涨，似乎中国人有着最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结，另外一方面走进社会却发现大家对国家和政治等话题早已失去了兴趣，很少有人提及；一方面是理智者呼吁民族主义要降温，另外一方面有识之士则忧心中国人缺乏真正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感。怎么解释这两种看似对立、矛盾的现象？其实这并不难解释，虽然中国古代士大夫和读书人受到儒家观念的影响，有很强烈的爱国心和爱国思想，但是在阶层社会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读读中国知名社会学家费正清的《乡土中国》就明白了，统治中央帝国的形式上是一个国家和中央政府，可是国家的影响仅仅限制在城市里。在广袤的乡村，统治这中国的是家族、乡绅和地主，金字塔底层则是庞大的农民人口。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人们的认同主要是对家族的认同，而不是对一个抽象的国家概念和京城皇帝的认同。家族不仅决定个人的命运，也保护了个人的经济生活，在遇到纠纷、冲突和争议时，出面解决的往往就是家族的家法，在这方面家族族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国家的法律和刑典是很少能够进入乡土社会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古代帝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要求国民被纳入国家整体的行政治理中，国家的基本权力和法律应当是在国家有效治理范围上畅通无阻的，而不会受到其他“平行国家体”的拦截（比如古代帝国的家族、酋长、地主、分封诸侯的领地，现代世界中一些濒临解体的国家中的军阀、游击队、反政府武装和恐怖组织等）。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毛时代才开始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构建，而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往往停留在精英阶层中 — 也就是贵族、士大夫和读书人的层次。

这里开始谈到问题的重点，为什么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能够取得国民的认同？为什么一个统一的国家观念能够深深根植在普通大众的意识观念中？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节制和约束权力，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在欧洲的中世纪、中国古代帝国、古印度王朝中都有一个共同点，也就是权力没有任何约束，行政权力可以任意侵犯任何一个普通平民的生活，而普通平民在面对贵族和地主的欺压中总是输家，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可以平衡贵族、地主、平民、农民或是农奴的权力，人民只是小民、臣民，君王则是君父、庇护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人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君王的私产，只要他需要，就可以任意征用，而不会受到法律限制。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后，在其初期发展阶段，依然延续了封建采邑时代对民众权利的限制，但是日渐强大的资本力量构成了对政治权力的挑战和平衡。但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却同时受到两种权力的侵犯，一是传统的政治权力（过去是贵族，现在则是政府），二是新兴力量 — 资本家。这两种力量加总在一起，让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工人阶级的反抗、革命和起义让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面临覆灭的危机，社会主义思潮遍布西欧，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则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人民要求保障民权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对言论自由和民间结社自由的限制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体制外暴力活动。市民阶层的崛起、人民权利意识的高涨、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和政府开明人士的妥协让步使得早期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时代的“权力和资本无法无天”的情况逐渐得到了纠正，政府和社会、资本和社会的边界得到了确定，政府再也不能拥有无限权力，而只能握有有限权力，权力界限的划定让政府的权力破天荒受到了限制，政府再也不能仅仅以国家利益和贵族利益为借口来任意剥夺公民的财产，国家再也不能认为自己任何行为和政策都是天然合乎法律的，而必须界定哪些行为是合乎法律的，哪些行为构成了滥用权力，哪些行为和政策构成了对民间社会和公民社会的侵犯，因此国家必须从这个领域里退出。君权神授的时代和政府权力无限的时代成为历史。同时资本的权力也被法律划定出来，不能因为有产者强大就可以任意入侵公民生活领域和民间自治领域，资本家再也不能随意解散民间组织，资方必须和工会合作保障工人权利。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公民社会的确立和民间组织的成立，如果自由结社的权力受到侵犯，就无法通过工会、农会和其它自治协会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为什么对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的界定会大大有助于树立现代公民精神和现代国民意识呢？基本道理就在于国家和资本对公民的尊重。限制国家和市场的权力任意扩张和任意侵害民权说到底是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民的尊重，在封建时代、皇权专制主义时代没有公民，也不存在着公民的自尊，行政权力可以侵害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而不必受到制裁，人民在统治者的眼里只是小数点后的一堆零而已；在资本主义早期，不仅政府可以任意侵犯老百姓的权利，新兴的资本势力也可以任意侵犯工人的权利，他们克扣工人工资，任意延长工作时间，并且让工人在及其有害的工作条件下生产，工人的人均寿命往往低于40岁。而只有当这两种权力（政府和资本）受到约束，特别是受到公民社会和市民组织的有效平衡的时候，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才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尊，也就是自己是具有独立尊严的一个人，自己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拥有权利和义务的一位公民，在任何情况下自己的一些权利都是不可让度的，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小民成为公民，臣民成为国民，当小数点后一连串零成为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的时候，人民才感觉受到国家的尊重，因得到尊重而自尊自重，因自尊自重而有独立意识，因有独立意识才能发挥人的能动性，因为有能动性才会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因创新才会有生产的发展，因为生产的发展才会有普通人民的大众消费，因为大众消费才会有经济增长、藏富于民，因藏富于民才会有国家整体综合国力的强大。国民受到国家的尊重和善待，才会心底真正装着国家，才会从内心深处产生对国家的认同和热爱。这种对国家的认同往往不是通过激烈的爱国情绪和民族主义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对国家法律法规的尊重和遵守而自然地体现出来的，在平时一般看不出来，但一到关键时刻就能显示出来。美国人可以天天骂总统，拿政府官员开玩笑，过着个人主义的生活，但是公民精神和国民意识早已内化成普遍的社会准则和大众意识观念，并不需要特别强调。美国国会可以每天吵得不可开交，但是一到美国陷入重大危机的时候，国民的凝聚力就强得惊人，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就可以立刻显示出来并表现出强大的力量，笔者认为，这并不仅仅是军事、科技和经济力量的强大，而是一种制度的强大，一种公民精神和国民意志的强大。美国尽管因为其霸权行径和野心遭到全世界的反对，但是在其国内因为理顺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就显示出制度的优越性，在反对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美国的长处和探索其强大的根源。

而极权独裁的国家平时固然可以营造一种万众一心和全民一致的假象，但是因为人民没有任何权力保障，深受权力任意侵害之苦，在这样的制度下一遇到危急关头就会民心涣散、社会解体和民心尽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拉克，在总统选举中萨达姆可以赢得99.99 %的选票，在各种政治集会场合人民都会疯狂地显示对总统的崇拜，乍一看，这是一个很有凝聚力的国家，可是一到关键时刻，美军入侵伊拉克，就可以显示出来了：一个类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那么大的国土，居然在三周之内结束战斗，大家预料的惨烈的巴格达巷战居然以无人抵抗的荒谬场景收场，倒是政府垮台后各种游击队、地下反抗运动、非政府组织给美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让美军深陷越战后最大的一个泥潭。固然萨达姆军队的惨败和不抵抗是因为美国、伊拉克军事实力悬殊以及伊拉克遭受十年国际制裁所造成的，但是伊军这么快就彻底放弃抵抗和巴格达不战而降是无论如何用这些客观因素都无法完全解释的。我想，关键还是在于民心向背，在一个没有基本公民权的社会，国家平时不尊重人民，人民在关键时刻也不会去为这个国家卖命。大家虽然痛恨美军入侵，但是会想：“这个国家根本是萨达姆家族的，我们为什么要为这个家族去抵抗美军？”，“我们遭受制裁在生死线上挣扎，吃不饱，穿不暖，病了没有药品，而那些高高在上的家伙却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有最豪华的宫殿，最豪华的跑车，最奢侈的生活，这个时候需要我们了，要我们去送死抵抗美军”，不要说这样的想法，就单单想想在萨达姆政权下被权力任意侵犯、遭到迫害的千千万万普通人民吧，他们和他们的家族，会对这个国家有很强的认同感吗？他们会去为这个国家战斗吗？国家要可“爱”，人民才会去爱；国家要尊重人民，人民心底深处才会有国家。刘亚洲将军在其2005年所著《甲申再祭》中提到一个观点 “国不知有民，则民不知有国”，他深刻地谈到为什么满洲的数百万人口和数十万军队能够征服一个人口已经上亿的庞大的明帝国，其原因当然很多，腐败贪污、横征暴敛、残酷的吏治、无止境的徭役，但刘亚洲将军的观点认为这是封建专制主义和家天下对国民精神奴役所造成的，人民只是逆来顺受的愚民、顺民和奴民，失去了起码的反抗能力，以至于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也麻木不仁、不会想到去反抗。而封建制度的家天下最终让明王朝离心离德，老百姓不愿为这个残暴的家族王朝去卖命。刘亚洲认为，必需要用民主制度来凝聚国民，重塑国民精神。我认为国家观念淡漠与民主制度特别是全国选举并没有特别的联系，关键还是在于理顺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建立公民社会，培育公民精神和促进国民意识。但是刘亚洲将军的观点无疑是深刻的、有远见的，他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和核心。一个国家必须是大家的国家，必须是公众的国家，而不是一人一家、一党一派的国家，才会真正让国家具有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按照笔者的观点，来源于国家对人民的尊重和人民把国家的认同内化为生活的一部分，而其间的关键是国家尊重社会，国家尊重公民。笔者去年回国一趟，买了一套早前一段时间国内热播的《汉武大帝》回来，在观看影片时，有一段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晁错因为削藩引起六王叛乱，最后被汉景帝腰斩意图来平定叛乱。看到这悲惨的一段的时候，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甚至彻夜难眠，脑海里老是浮现那么一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汉景帝那么多臣子没有人站出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批评分封诸侯的危害性？为什么晁错被腰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一句公道话？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变法家和改革家几乎都没有好下场？我想，除了朋党之争和政见之争的原因，重要的一点是专制主义皇权下维持的是一家一姓的统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天下为私还是天下为公，这其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如果天下为私，就可以很好理解为什么在南宋和明末那么多权臣误国甚至最后关头不加犹豫地投降敌军了，因为在权臣的眼里他们只是把对一姓的忠诚转移到对另外一姓上去了，而不是对国家的背叛。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忠臣被冤杀和屈死，而奸臣却有一套一套逻辑来合法化自己的行为，并能逍遥法外，得以善终。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国家精神的培育和国民精神的培育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中国文化传统的确没能蕴育出普遍的国民精神。这已经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集体国民精神的问题。

我想，从中国过去的历史传承到今天的发展，我们也可以深深感觉到公民精神的缺失和国民意识的不足，尽管爱国学生的民族情绪非常高涨，但是真正根植于人民心中的国家意识却并不强。这样的问题既是来源中国的传统，也是由于现代公民社会始终没有得到确立所造成的，久而久之，就内化成为一种文化，潜存在民众的意识中。当然，这不能说是国民本身的缺陷，关键是这样的制度形塑了这样的国民集体意识。我们常常觉得在中国法律体系是多么的脆弱，人们的法制观念是多么的淡漠，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是多么千难万难，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听到老百姓对贪污腐败和政府权力不当的批评，可是我们往往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哪里仅仅是地方官员法律观念缺乏和法制意识淡薄，根本就是包括你、我、他在内的每个人的法制观念淡漠和国家意识缺乏。笔者模拟了一段在中国社会经常可以听到的一段议论，这不是针对特定个人的谈话，而是一种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评论的事件是国家着手建立全国统一的税收制度，根据这样的法律，每个公民在收入超过一定界限的时候，都必须按照法定纳税义务缴纳税收。以下四位公民拥有不同社会地位，请听听看他们对这项政策的评论：

A （公务员）：咳，我们的收入本来就比不上国外公务员，还要缴税，那来当官还有什么好处？

B （企业家）：缴税，缴税，中国企业是世界上税收最重的，我们还要交个人所得税，在国内真是没法发展了。

C （银行职员）：那些大富豪、影星、歌星个个腰缠万贯，他们都缴税了吗？不是很多人都逃税漏税吗，干吗专捡我们老百姓收税？

D （工人）：应该找贪官污吏缴税，穷老百姓活都活不下去了，哪有钱缴税？

抛开以上的谈话中的论据是否恰当不谈，也不评论他们所说的老百姓都活不下去是否比较极端，仅仅是这种思考模式就大有问题，ABCD四位先生身份不同，收入不同，地位不同，但是都不约而同反对一件事，那就是自己要纳税，但是他们的逻辑都是跟别人比，D要跟官员比，C要跟明星比，B已经是富人了，不能往下比，他则要跟国外的企业比，A也要跟国外公务员比，其逻辑就是你看别人怎样怎样，其结果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不该缴税。这中间我们看到的是公民意识、法律观念的极端淡漠和国民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极端缺乏，在A和B所要比较的国外和西方国家，恰恰是税收制度最为健全的，缴纳税收已经内化成国民的普遍共有规范和社会共识。尽管西方人有时候也会调侃税务局，但是一旦到税收申报的时候这种普遍的国民共识却能充分体现出来，大家遵守公民的基本义务去申报和缴纳个人所得税，国家部门对于个人收入也进行严格的监管，防止有人逃税漏税，基本上不会有人在这里抗议国家滥权，因为依法纳税的意识已经深深根植在西方公众的心中。恰恰跟B讲的相反，如果他来德国或是法国投资的话，一定会发现要缴纳很重的税收，但是这也成为他不愿缴税的论据。从这段谈话中，我们看到的是整体国民意识的缺乏，它涉及到你我他每个人。而这样的国民意识的培育还是在于公民精神、权利和义务意识的全新塑造，而这一切的起点都是源于国家尊重自己的国民。一个尊重自己国民的国家才会让国民对这个国家感到骄傲和自豪，进而使得国民认同自己的国家，并把遵纪守法当作公民的基本道德观和公德观。